忽必烈對自己生命的眷戀，拓展至對蒼生的嗬護，並使未來的戰爭盡量顯示它還有“溫柔”的一麵，難道我們不應該對忽必烈重新認識暴力、殺人、戰爭，去寬容地使用一點微不足道的溢美之詞嗎？
蒙哥即位後，為確保拖雷係的權力，將漠南漢地的軍國庶政全權委托給長弟忽必烈。忽必烈接到詔命後，喜出望外，大擺宴席。杯盤狼藉後，興致衝衝的忽必烈質問姚樞：“剛才各位都向我表示祝賀，隻有你默默寡坐，為什麼？”姚樞答道：“現在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多，財賦之阜，有超過漢地的嗎？軍民大權現在都由您來掌管，大汗還管什麼？如果日後有人從中離間，大汗必然後悔，而將大權奪回。不如隻掌兵權，供需則取之官府，這樣才勢順理安。”以聰明而富權謀著名於黃金家族諸王的忽必烈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實話實說：“我慮所不及。”隨即向蒙哥請求隻管理漠南漢地的軍事，負責對宋戰爭，民政事務請再擇人。蒙哥欣然接受這一建議。姚樞的預防針，必要而且及時。這種釋疑計在中國曆史上俯拾皆是，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猜疑是雙向交流的。忽必烈的第一次疑心病就屬於臣對君的疑心範疇。當然，這也是春光泄露的微曦。
為擺脫總領漢地財賦的燕京斷事官牙刺互赤的牽製，忽必烈采納姚樞的建議，向蒙哥陳請在汴京建立河南經略司負責屯田，並於各郡縣分置提領，以察奸弊，布屯戍均賦輸，直接插手時政事務。為治愈軍糧假手他人的缺憾，忽必烈依然采納姚樞的建議，在衛州設立都運司，令民納粟，築糧倉於河上，又偷偷地竊取了軍糧的收購權力。但最為犯忌的是忽必烈對關中的治理。1253年以“遵祖宗之法”自居的蒙哥蹈襲“共享”成例，將原屬金國的土地人民大封宗親諸王，自然，拖雷係諸王享有優先考慮的特權。蒙哥讓忽必烈在京兆、河南中選擇一地，忽必烈征求子聰、姚樞等人的意見，姚樞說道：“南京（指汴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忽必烈要求受封關中，包括今陝西大部和甘肅隴上一部分，後因其地民少，又增賞懷州。
其實，關中不僅僅“厥田上上”，軍事地理位置也極為重要。西北可出關進入隴西，以通西域，折而可北上蒙古本土；西南可直插四川，由蜀入藏，又能順江而下，進入江南腹心；向東則可出潼關威懾中原。忽必烈選擇關中再現其高瞻遠矚之識。
蒙古帝國的封地帶有黃金家族對共同財產征服新地人人有份的性質，“忽必”即“份子”的韻味還十分濃厚。在蒙古草原上的“份子”，受封的諸王在“份子”內可自治其民，自征其稅，互不統屬。窩闊台時，“忽必”分封製推行到中原，依耶律楚材的初衷辦法，規定：封地內的租賦由大汗設官征收，按定額再頒給受封者。但實際上這項製度並未認真執行，蒙古諸王對遠離駐地的封邑征求貨財、弓矢、鞍轡的“使者”晝夜不絕。
蒙哥分地後，諸王封地的稅賦由燕京的行尚書省統一管理，實行包銀製，除將其中一部分返授被封者外，其餘的上交大汗，充國庫。但諸王在封地還負有協助大汗官員治理之責。這樣便形成兩套馬車並行的奇怪現象，從而鋪墊出政出多門的溫床。
在蒙金戰爭中，陝西曆遭兵燹，炊煙寥寥，一派破敗景象。到忽必烈受封時，京兆的八州十三縣“戶不滿萬”，還“皆驚擾無聊”。而蒙古的駐軍絲毫不減戰場上的殘暴，除殺人越貨，搶劫民女外還又增豪奢一項，競相在京兆修築豪華府邸，互相攀比。這純粹是一種戰爭鬆弛間隙，軍隊將領中蔓延的富貴病。但因他們曾經出生入死，所以無人敢對他們表示不恭。
忽必烈一接到受封的通知書，就用釜底抽薪的辦法首先解決了諸將的不法。以手中的軍權和汗弟的顯赫地位，將這批將領分遣到興元諸州去戍守。
接著又伸手向蒙哥要河東解州的鹽池，用供軍食的名義將解州的鹽池劃入自己名下。
隨之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風翔，作長駐久安之計。
1253年夏，忽必烈進一步向關中嵌入自己的權力，派王府尚書姚樞立京兆宣撫司，以孛蘭和楊惟中為使，商挺為郎中。
楊惟中是弘州人，原是窩闊台、調出的親信，以儒道濟天下為己任，忽必烈開府金蓮川後，他又投入忽必烈的府下。商挺是曹州人，曾任漢世侯嚴實的家塾先生，忽必烈受京兆封地後，特聘他管理鹽務。姚樞隨忽必烈出征大理後，主持關中治理的實際上是楊惟中和商挺。
忽必烈決意附會漢法，再試儒土，因此十分支持宣撫司的工作。楊、商二人到任後，大刀闊斧，實施改革，《元史》熱情洋溢的敘述道：“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
1254年從大理歸來的忽必烈又任命姚樞為京兆勸農使，督民耕殖；同年，又調任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抑強扶弱；次年二月，再征許衡，任命他為京兆提學，在關中各郡縣興辦儒學，“人人莫不喜幸。”
對財經大權忽必烈也十分熱衷。1253年忽必烈就在關中立京兆交鈔提舉司，印發紙鈔，取得發行貨幣的大權，進一步控製了蒙古政權在中原漢地的一大部分財政大權。
漢儒或漢化較深的廉孟子采用的治理方法為傳統的封建漢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汙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到3年，關中由大亂達到大治。
忽必烈用漢法治漢地的措施，使忽必烈在漢地的聲望驟增。不僅早已競進其門、爭進所聞的中原的僧紳、儒士對忽必烈寄以厚望，就連漢地百姓也對忽必烈滿懷感激之情，正如姚樞所形容的：“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忽必烈的勢力與聲望大有如日中天之勢。
忽必烈進駐漠南的劄忽都後，通常住帳在桓州和撫州間的草地上，依然保持著蒙古人的帳居野處、冬夏遷徙的習俗。但隨著忽必烈野心的膨脹和耳濡目染漢家文化，更為了鞏固在漢地的統治，以“會朝展親，奉貢述職”多有不便為借口，動議在蒙古本土和中原漢地間，築城建宮。忽必烈此時受漢文化的薰染，連帳篷都有點不習慣了。
這正應驗了成吉思汗傷感的憂心：“我的子孫們將穿繡金的衣，食佳肴，乘駿馬，擁美婦，而不想這些享受是什麼人給的。”成吉思汗隱約意識到的命運，他的子孫們一旦居住到金國的雄偉宮殿，便不可能保留單純遊牧人的本色——這些正無情地侵蝕著他的孫子。
1256年，忽必烈命子聰和他的弟子趙秉溫“相宅築城”，劉秉忠選擇了桓州北、灤水北的龍崗。這個地方位於蒙古草地的邊緣，地處要衝，在和林與燕京之間。它北連朔漠，便於北上和林的汗廷；南結薊燕，更便於南下就近控弦華北和中原漢地。既符合忽必烈總理漢地的身份，又可就便處理緊急事務，保持與南北的聯係，在地理上也具有軍事意義。
忽必烈聽取了子聰的建議，他任命子聰全力監督此事，具體的工程負責人啟用了漢人賈居貞、謝仲溫等人。幾個人苦心經營，不到3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開平城的修築任務。開平的建成不僅成為了忽必烈的駐節之地、南北相互聯絡的驛站，更是忽必烈經營中原的大本營。這對於忽必烈後來采用漢法、奪取權力的道路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更是幫助他創建宏圖偉業跨出的十分有力的一步。忽必烈在開平大張旗鼓地行使漢法，這使得忽必烈在漠南漢地的權力和勢力的迅速膨脹起來，他本人的個人聲望也不可遏止地上升。但忽必烈這些事情再加上後來金蓮川幕府人員克扣向大汗上交賦稅等一連串事件最終引起了蒙哥大汗的警覺。
1256年，忽必烈實施的一係列侵權行為激怒了那些習慣於隨意勒索的蒙古貴族以及掌管著天下財賦的斷事官們，他們在蒙哥汗麵前大放厥詞，進讒言，告發了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員。在他們羅列出的眾多罪名中，兩點最為實質性的罪名就是：一忽必烈有“得中土之心”，二忽必烈“王府人大多擅權為奸利事。”蒙哥汗聽了這些控訴，覺得也是時候殺殺忽必烈的威風了。要說忽必烈的“得中之土心”自不必多言，這一點幾乎人盡皆知；而“為奸利事”即便不真，但也一定是話出有因。忽必烈得知有人告發的事情，隨即便假惺惺地交出治理漢地民政的財權，他這樣做的目的原本就不是放棄了自己的宏圖偉業，而是為實現自己的目標爭取時間，先避嫌而已。蒙哥汗到達漢地不久，二人就展開了財權爭奪戰。在陝西、河南的幕府人員，常常將本應該上繳蒙哥汗的一些稅收也擅自送往忽必烈的倉庫，即便是在蒙哥汗已經清算忽必烈的賬目的時候，京兆榷課所長官的馬亨還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將五百錠辦課銀偷偷地送往了忽必烈的府上。更有甚者，忽必烈挖牆腳的功夫還真是一流，竟然直接將鋤頭深入到了蒙哥的汗庭，將蒙哥的侍臣塞咥旃都收買了下來，偷偷將大汗國庫裏的錢財都據為已有。
猜忌引起猜忌。疑心病總是粘附在權力的花葉上。
對任何侵蝕他人權力的行徑，被侵者所能表達的隻能是憤怒，形式上可能有內心的詛咒和更激烈的報複兩種。蒙哥屬於後一類人，他的反應強烈而果斷：第一，解除忽必烈兵權。第二，派遣親信大臣阿蘭答兒、囊加台、脫因、劉太平等到陝西、河南全麵清算錢務，設鉤考局，大行鉤考（檢核意）財賦。並委任阿蘭答兒為行省丞相，劉太平為參知政事，授以重權。第三，決定親征南宋。借此奪回忽必烈在中原的軍政權力。不過，這一點還包括其它複雜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