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元軍把文天祥的妻子歐陽夫人和兩個女兒都押到大都，表示，隻要文天祥一屈膝，家人立可團聚。文天祥確實想念妻子兒女，但他更重氣節，寧可不見親人，也不屈膝。
忽必烈聽說文天祥誓死不屈，更加重視其骨氣和為人，更想引為己用，於是親自召見文天祥說：“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文天祥回答說：“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說：“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文天祥說：“一死之外，無可為者。”
忽必烈親自勸降不成，仍然不想殺害，有意釋放，可謂愛才切切，這在古代帝王之中，實在少有。
就在這時，有位僧人說：“土星犯帝坐，疑有變。”中山地區又有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揚言“欲取文丞相”。大都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元人懷疑丞相即指文天祥，他們害怕釋放文天祥以後，文天祥“複號召江南”，因此，建議處死文天祥。忽必烈雖然覺得有些可惜，但考慮到元朝江山的穩固，還是含淚下達了殺死文天祥的命令。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東四大街府學胡同；一說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從容就義，當時他隻有47歲。
忽必烈滅亡南宋，擺酒慶賀，論功行賞，那個高興勁兒，用語言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是的，忽必烈滅亡南宋，建立了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比擬的大統一王朝，他怎能不高興呢？
中國自唐朝末年以來就進入了五代十國的紛爭時期，戰亂頻繁，人心惶惶，苦不堪言。後來出現了宋太祖和宋太宗兩位英主，南征北討，終於統一了中原和南方，但北方仍有遼、西夏政權的並立，西方和西南方又有未能直接管轄的吐蕃和大理等。到了南宋時期，雖然金人興起，滅了遼朝，但這種民族政權對立的格局並沒有打破。成吉思汗興起於蒙古草原，雖然滅掉了西遼和西夏，但未能滅掉金和南宋，仍然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人世。窩闊台繼承了成吉思汗的遺誌，終於滅掉了他們以前認為天上人統治的金王朝，但對於曆史悠久的南宋王朝仍是無能為力。隻是到了忽必烈時期，才迅速滅掉了吐蕃、大理和南宋王朝，真正實現了全國的大統一。這個大統一，比起人們嘖嘖稱讚的漢唐王朝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漢朝的統一，可謂大矣，但北方的匈奴、東北的挹婁等地區，他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直接控製。唐朝的統一雖然有所發展，然北方的突厥、契丹和蒙古等民族的向心力還差一截。隻有到了忽必烈的統一，這些地區才和內地一樣，渾然成為一個整體，再也沒有辦法分割了。基本上保證了我國元明清以來的大統一，再也沒有出現分裂割據的現象。《元史·地理誌序》說忽必烈統一南宋以後的領土是“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大體上與清朝乾隆全盛時期的疆域相等，奠定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疆域基礎，功不可沒。
漢人最願意講正統，認為隻有漢人建立的政權才是正統王朝，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是正統王朝，是僭越。忽必烈有時也覺得少數民族總是受漢人直接或間接管轄，有些自卑。後來，蒙古的鐵騎踏碎了漢人的河山以後，他又有些洋洋自得了，以為漢人也不過是那麼回事，也不見得比自己高明多少。特別是契丹和女真人進入中原以後，他們開始改變漢人的正統觀念，提出了誰入中原誰就是正統的思想。忽必烈覺得這種正統思想很適合自己，因而也拿來作為對付漢人的武器。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忽必烈以為，不應該總由漢人來管我們少數民族，其實，少數民族中的傑出人物出來管漢人也不是不應該的。有了這種思想，忽必烈不再自卑了，不但為其一統天下而高興，也覺得心安理得了。
有時，忽必烈也想，不管你漢人怎麼認為，自己總以為大統一還是比分裂好。大統一的局麵，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個比較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有利於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首先，對我們蒙古族等少數民族來說，要獲取我們喜愛的絲綢、瓷器和糧食等，就十分方便了。其次，對他們漢人來說，也不是一點好處也沒有，他們要想得到我們少數民族的牛羊肉、皮革製品、弓箭、馬鞍等，不也是非常方便嗎？在大統一的條件下，各族都把自己的優秀產品拿來交換，不但可以互通有無，還可以推廣先進技術，對發展經濟和文化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當然，忽必烈進行武力統一，並不是想給各族人民辦多少好事，而是為了自己更多地索取。但客觀上確實起到了促進經濟發展和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
忽必烈一統天下，對於國內民族融合也起到了促進作用。隨著蒙古大軍南下，一大批蒙古人和色目人湧入內地，他們有的因為當官而擇地卜居，有的因為鎮戍而定居營家，有的則因為經商、僑寓、罪徙或充工匠、奴仆等而隨處與漢人混雜而居。在天下一統的形勢下，也有一大批漢人來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各族人民都雜居在一起，還提倡蒙漢之間通婚，在長時間的相處中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和幫助，不僅增進了兩族人民之間的感情，也讓促進了民族文化的逐步融合。早先進入中原的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人，此時的生活生產方式已經與漢族沒有太大區別了，而且還有不少人都改稱了漢姓，所以人們大多把他們視為漢人。特別是一批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波斯和阿拉伯人也來到我國定居，與本國的維吾爾人、漢人互相通婚，他們學習漢族的語言和文字，遵循漢人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回回民族，為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增添了新的血液，做出了更多的貢獻。
所以說忽必烈統一全國，雖然在蒙漢兩族之間發動了無數戰爭，但客觀上，他起到的作用要大於帶來的傷害。
忽必烈的個人生活十分節儉，從來不鋪張浪費，這樣的優良品質或許是由於草原財物匱乏，因此遊牧民族在生活方麵都很節儉的緣故。當忽必烈介紹到蒙古的習俗時，他告訴大家在蒙古人的意識裏，他認為浪費是一大罪孽，蒙古人刷碗一般是用肉湯，洗完之後仍將湯倒回鍋內，下一頓接著再喝。骨頭也是一樣，在吸盡骨髓之前，絕不會將骨頭拋給狗。
王惲介紹忽必烈時說：“臨禦以來，躬行儉素，思複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繒，去金飾而樸鞍履。”至衣服等物裝飾華貴的東西之類，一切禁止。王惲的話應該是可信的，他追隨忽必烈多年，曾擔任禦史台的第一任監察禦史。
忽必烈的節儉有時候也表現在他對親人的嚴格要求上。一次，他的兒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去看望，發現鋪的竟是織金臥褥。忽必烈十分生氣，責備他親自選定的兒媳婦闊闊真：“我總認為你賢淑，為什麼這麼奢華呢？”闊闊真趕忙跪下分辯道：“平時不敢用，隻是太子病了，恐有濕氣，才鋪了它。”說完，馬上撤下。另有一次，他最寵愛的皇後察必從太府監支取繒帛表裏各一，忽必烈批評妻子：“這是軍需品，是屬於國庫的，不是私人的，你怎能隨意支取？”因此，察必以後非常勤儉，常常親率宮人利用舊弓弦緝蘭由成衣，將廢置的羊臑皮縫成地毯。
最為有趣的是忽必烈在大都的新宮中，從草原移種了一片思儉草，常常自警、警人。教育子孫要勤儉為家持國，不要忘了祖宗創業的艱難，更不要背離祖宗的淳樸作風。
這種幾乎天真的做法也許令人們掩口偷笑，一方麵豪奢無度，另一方麵又節儉到吝嗇的程度。這就是忽必烈的矛盾性格。
讀曆史常常使人感歎萬千。中國的繁華似乎總給人以過眼煙雲般的感覺。杜牧筆下秦始皇的阿房宮，其壯觀那麼震憾人心，項羽一把火燒掉了。洛陽城人數不清死了多少次，而貞觀、開寶年間，世界的大都會長安經過安史之亂與唐末的戰火，凋蔽得令人不堪忍受，重讀唐詩中的繁華尤如剜心般的疼痛。宋代士大夫的樂園，八方輻湊、萬商雲集的汴京，經過靖康之難，其富庶蒸騰，也蕩然無存。燕京，金國的首都，成吉思汗將它變成了殺人的戰場。1213年，在居庸關外，“殺的人如爛木般堆著。”到忽必烈進入燕京時，燕京的破敗猶如古城牆外的鬼市，但見“野花述輦路，落葉滿宮溝”，已無複舊觀。
燒了再建、毀了重修，中國的黎民將精力都用在了重建家園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將是京城的劫難之時，從沒有人敢居於亡國者的豪華宮殿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蒙古人屠了城後，卻又不得不由其後人重建並尋找百姓。曆史將忽必烈推到這矛盾的渦流，而忽必烈隻好以矛盾的態度去處置。營建開平與重築燕京便充分揭示了忽必烈的矛盾心理。
為了給自己找一個棲身的高枝，忽必烈曾煞費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