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扶植王倎（後改名王植）即位以後，發布詔書，表示“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答應王植可以恢複高麗往日疆土，保證王氏家族安全等，但高麗必須“永為東藩”。王禃都高興地答應了。從此，蒙古和高麗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兩國進入宗主和藩邦的和平相處時期。
王植當上高麗國王以後，除自己親自向忽必烈朝覲以外，還遣世子王椹（又名王賰，後改名王昛）等人人元朝覲。中統元年（1260年）六月，王俱遣世子王愖以自己更名王植之事奉表告知忽必烈，這是王愖第一次使元。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王愖又一次人元朝覲。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由於不滿意王植附元，起兵逼迫王植退位，改立王植弟弟安慶公王淐為國王。林衍害怕元朝不滿意，謊稱王植病危，不得不傳位給王淐，並上書元朝，企圖騙取忽必烈批準。這時，王愖已離開元朝首都（今北京）返國，當王愖甚走到婆娑府（今遼寧丹東一帶）時，聽說國內發生政變，並了解到實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報告。忽必烈聽後，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不花、李諤等赴高麗了解情況，接著，敕令王愖率兵三千，與大將蒙哥都等人前往征討高麗，解決高麗政變問題。同時，忽必烈又派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詔前往高麗，令王植、王淐、林衍同時入朝“麵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頭輦哥國王等率領大兵壓境，如果三人不按時來朝，即用武力解決。林衍心虛，不敢來朝，不得不廢棄王淐，重新擁立王植複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黨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政變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接著，忽必烈令忻都、史樞為鳳州（黃海風山道）等處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領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刺帖木兒為副經略司，總轄之，從政治、軍事方麵加強對高麗的控製。
忽必烈幫助王植恢複了王位，王禃感激涕零，至元七年（1270年）初，親赴大都（今北京）拜見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謝，同時上書中書省為世子王愖請婚，懇請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給自己的兒子。忽必烈見高麗王請求和親，也有意通過這種政治聯姻將高麗對元朝的依附關係進一步鞏固下來，因此，他沒有拒絕，隻是說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為來京辦其他事而順便求婚，顯得很不鄭重，如果確實想聯姻的話，就請國王回國後再派使者專程前來求婚。
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王禃再次遣使向元朝上表請婚。七月，王植又派王愖等28人人侍元朝。由於高麗一再請婚，忽必烈終於答應了這樁婚事。這樣，入侍元朝的高麗世子王愖就成了元王朝的未來附馬。王諶為了討取忽必烈的歡心，主動改穿蒙古服裝，學習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等等。王愖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九年（1272年）初返回高麗。十二月，王愖再次人元。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裏迷失（為阿速真妃子所生）嫁給王愖。兩國通過和親，關係更加密切了。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王椹在大都完婚不到一個月，王愜的父親王植就病死了。王禃在遺囑中明確指出由王愖繼位，在給元朝上奏的遺表中也說王愖“孝謹，可付後事”，請求元朝盡快批準王愖為高麗國王。七月，忽必烈下詔，正式冊封王愖為高麗國王。八月，王愖回到高麗，舉行盛大典禮，正式即位，成為高麗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從以兵衛送王植回國即位到將附馬王愖扶上高麗王的寶座，把元朝和高麗的關係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可以說，忽必烈時期，是元朝和高麗兩國最為友好時期。
然而，忽必烈時期的兩國友好卻是不平等的，一個是宗主國，一個是臣下的藩國，忽必烈決不允許一個藩國的國王與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製度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麵都做了不同規定。高麗國王過去模仿中國帝王，自稱日“朕”，對下麵的指示命令植“宣旨”，國王宣布的減罪免罪令稱“赦”，百官向國王的報告和建議也稱“奏”。忽必烈認為高麗國王作為藩王不應該使用這些字眼，令其改正。高麗國王隻好唯命是從，把自稱的“朕”改為“孤”，把對下的命令“宣旨”改為“王旨”，把減免罪行的“赦”改為“宥”，把百官向國王報告和建議的“奏”改為“呈”。
在政治製度方麵，忽必烈雖然允許僚機構的名高麗保留原有的政權機構和製度，但“遣使諭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號，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高麗於是將政府官稱改為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等。元朝又在高麗首都及其重要地區派駐達魯花赤，以監視高麗國王和各級官吏，幹涉高麗軍國大事。後來，忽必烈為了進行遠征日本的準備和軍事部署，特設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為丞相，高麗成為元朝的一個特殊行省。忽必烈還規定，高麗必須向元朝送納質子，讚助軍役，輸送糧餉，定期向元朝朝貢等等，為此，忽必烈將驛站製度推廣到高麗，大大方便了交通。忽必烈還規定，高麗必須使用元朝曆法，每年都向高麗頒賜國曆。由於高麗為臣下之國，所以，高麗國王在接見元朝詔使或達魯花赤時，都是東西相對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分庭抗禮”。高麗國王與元朝大臣分庭抗禮，說明高麗國王已經降到與元朝大臣相等的地位。後來，由於忠烈王王愖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駙馬，身價倍增，接見元朝詔使和達魯花赤時，王湛坐北向南，元朝詔使和達魯花赤則分列東西相向而坐，雖然改變了以前高麗國王的屈辱地位，但仍然不能和元朝皇帝等同。
忽必烈時期，元朝和高麗兩國地位雖然不平等，但雙方建立了十分親密和友好的關係，雙方人員往來十分頻繁，不少高麗人到元朝學習並在元朝做官，元朝也有不少人到高麗做官。高麗使節頻繁入元朝覲，特別是尚公主的忠烈王王椹，先後十一次入元朝覲，並且引經據典地說，“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要求與公主一起入元。這些使節入元朝覲，規模都相當大，比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王湛和公主一起入元，扈從臣僚竟達一千三百多人，一般使節朝覲每次也不少於數百人。這些使節人元時都帶去大批禮物，凡是高麗有特點的產品以及金銀財寶等，都應有盡有。元朝更是以天朝大國自居，不占小國便宜，每次都給予來使大量回賜。實際上，每次使節往來都是一次重要的經濟文化往來。這樣，元朝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便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
由於雙方往來密切，思想文化日益接近。兩國雖然語言不通，但漢字在高麗普遍通行，政府設有各級各類學校，以《資治通鑒》為課本，學習唐宋經驗，實行科舉，以儒學取士。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高麗國王曾下令，“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精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育國子”。在全國全麵推行儒學教育。在高麗王王愖的倡導下，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也在高麗漸漸流行。同時，元人從高麗人身上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如高麗的音樂舞蹈，對元人影響很大。火熊皮、香樟木、金漆、蜃樓脂（鯨魚油）等物品的輸入，也豐富了元人的物質文化生活。
忽必烈改變了一直以來對高麗的征伐政策，開始在高麗政權中尋求忠實的代理人，希望用和親的政策來加強兩國的友好和平，這無疑是一種明智之舉，這樣的政策為後世維係兩國和平奠定了基礎。忽必烈以後，元朝皇帝曾經多次將本國的公主下嫁給高麗國王為妃，而蒙古的皇室貴族也有很多人迎娶高麗女子為妃。到元朝後期，甚至後宮之中出現了兩位高麗皇後。忽必烈的這一創舉，為維係元朝與高麗的友好關係創造了奇跡。但事實上，這種友好並不平等，他提出的友好條件一般都很苛刻，對高麗人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回溯中國的曆史，中華大地上每一次皇朝的更迭都會影響到高麗。高麗就如同中華的連體兒一般，歲歲年年都要默默地承受戰陣帶來的震撼。視天下四海為已有的忽必烈更不能例外。中統元年（1260年）三月，剛剛建立新政權的忽必烈還沒有立足腳跟，就有了征服高麗的雄心，他曾經對高麗派過來的信使說過，將高麗與頑強抵抗的南宋混為一談，其深意不言自明。高麗自然不敢與蒙古的鐵騎進行較量，隻能一次又一次地在忽必烈苛刻的條件中妥協。
但忽必烈既然視“太陽能照射到的地方均為吾土”，怎會對日升之國沒有一點征服的欲望呢？既然日本國擁有無數的黃金、珠寶、鑽石、玉器，怎能不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當忽必烈如雄鷹一般，在高麗的天空上飛舞時，他那雙敏銳而又饑渴的眼睛，已緊緊地盯上了東瀛。
自至元二年（1265年）起，忽必烈就開始了他征服東瀛的序曲。
他先是三番五次地派信使到東瀛，修書內容多是欲與毗鄰結好之詞，最多也不過是在信尾附上一句“若不與吾修好，吾將視汝為敵”之類略帶威脅的話。
可日本國是深受中華儒家理念熏陶的國度，麵對蒙古人篡奪了華夏皇權已是視之為“僭越”，視之為“野蠻踐踏了文明”，又怎肯與茹毛飲血、在荒原中放牧的蒙古人修好？麵對忽必烈信使接踵而至，日本天皇開始還以禮相待，繼而便拒之不見，後來索性將信使扣押數月，方才放還。
忽必烈龍顏大怒。下令龍廣天書為元帥，率二萬五千名大軍東去征服日本。龍廣天書及其屬下均是旱地征戰的好手，卻從未有過水戰的經驗，在渡海侵襲了對馬、歧兩島後，遇到大風，元軍船艦盡毀。龍廣天書隻能攜餘部返回了大元朝，承受了他生平第一次戰敗的苦惱。
接下來，由於忽必烈忙於征服安南、爪哇的同時，還要時刻警惕西北防線，便暫緩了征東的舉動。但忽必烈從未忘記東海那邊肥沃與桀驁不馴的東瀛，現在，忽必烈覺得時機來了。
首先是近兩年風調雨順，國庫豐盈，再有就是自己年事已高，須加緊完成一統天下的宏誌。當然還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降俘的宋軍及塔兒渾部族這兩個問題。自南宋滅後，大元朝俘虜了宋軍兵卒二十餘萬，這些降俘兵卒被化整為零，分到了大元軍營的各個地方。這些兵卒中頗有些“念舊”，時不時會惹起幾宗小型的反叛之舉。忽必烈看在眼裏，記在心上，此番遠征東瀛，他指明了由這些降虜打頭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