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始終是要解決的，忽必烈明白自己不得不在“義理派”和“功利派”兩種思想中做出選擇，到底應該選擇哪一種呢？經過反複考慮，忽必烈還是選擇了“義理派”思想。
他認為，“功利派”思想有他的優越之處，但是，不擇手段地聚斂搜刮，會招致人們的普遍反對。本來，人就是自私的，如果不用仁義道德等思想加以限製的話，為官者就會以為國理財為借口，大肆斂錢，貪汙受賄就會成風。為民者也以斂錢為務，什麼詐騙、搶奪在所難免。發展下去，國將不國，民將不民，政權是沒有辦法鞏固的。
而“義理派”的仁義思想則勸人為善，少私寡欲。如果正確引導的話，通過正常手段和正確的途徑去理財，仍不失為一種治國的好思想和好方法。
基於上述認識，忽必烈在桑哥理財失敗以後，決心不再去找那些善於經商的色目人幫他治國，而想找一些具有“義理”思想的人來幫他理政。忽必烈傾向於“義理派”並不奇怪，因為他早年就接受了儒家義理思想。在“義理派”與“功利派”鬥爭期間，很少完全聽從阿台馬、盧世榮和桑哥的意見，去懲治義理派官員，而對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則常加限製，以至決定了這些人的最後失敗。所以，當忽必烈進行反思以後，很自然地選擇了義理思想治理國家。經過一係列變動，忽必烈的統治思想和政策又恢複到中統年間的統治思想和政策中來，這形成了忽必烈晚年政治的一大特色。
忽必烈想重新確立以儒家仁義道德思想治國的方針，開始尋找這方麵的人才幫助他治國。經過認真思考，忽必烈決定起用不忽木。
不忽木雖然是西域康裏人，屬於色目，但他早年給事太子真金之東宮，從學於太子讚善王恂，又從學於理學大師許衡。從政以後，經常為忽必烈講解四書五經等“古今成敗之理”，忽必烈曾高興地說：“仲平滸衡）不及汝遠甚”，認為不忽木所講的道理比許衡講的還要深刻。可見，不忽木早就成了儒家思想的忠實信徒，成了真金、許衡等“義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合馬理財失敗以後，忽必烈急於尋找理財之人，盧世榮“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那時，不忽木就反對通過聚斂的方式增加國家收入。他認為，不擇手段地聚斂搜刮，開始時的確可以使國家收入增加。但這種唯利是圖的做法，違背儒家“仁義”思想，最終必然導致“國與民俱困”的結局，從而引起社會動蕩，導致國家衰弱。所以，他建議忽必烈不要相信盧世榮的話。忽必烈不聽，仍然提拔盧世榮為右丞，令其主持理財事務。不忽木因此辭去參議之職。盧世榮理財不到四個月，就在“義理派”的反對下失敗了，忽必烈曾對不忽木說：“朕甚負愧於卿”，遂提拔不忽木為吏部尚書。
後來，桑哥理財，不忽木仍然極力反對。所以，當桑哥理財失敗以後，忽必烈自然想到了不忽木。忽必烈誅殺桑哥以後，罷去尚書省，重新以六部歸屬於中書省，準備起用不忽木為中書右丞相，賦予皇帝之下的最高權力。不忽木非常謙遜，堅辭不就，並推薦完澤為右丞相，自己則為平章政事。
完澤也是很早充任真金燕王府的幕僚，後任太子詹事，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也是屬於真金“義理派”的人物。此外，麥術丁也被任為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為中書右丞，馬紹為中書左丞，賀勝、高翥為參知政事，徹裏為禦史中丞。從這時的中央政權的主要領導人來看，以漢儒和真金為代表的“義理派”官員明顯壓倒以色目官僚為主的“功利派”。
這時，不忽木雖然未任最高官職，但是忽必烈的心腹，忽必烈“以天下事屬之於公”，不忽木實際上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權。忽必烈對不忽木十分信任，他曾對不忽木說：“太祖有言，人生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今我為右手，“卿實朕之左手也”。又曾拍著大腿歎日：“天既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三二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也”。接著又說，“此吾子孫之福也”。
不忽木和完澤同心輔助忽必烈，支撐起忽必烈晚年政局。他們決心革除桑哥弊政，重新整頓朝綱。具體措施如下：
首先，注重選拔人才，“聞人有善，汲汲然求之，唯恐不及”，要求各地“互相薦舉，雖毫發之善亦無所遺”。在用人方麵，不忽木等人不囿成見，不僅召用了被桑哥所斥逐的舊臣，也擢用了桑哥之黨首惡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待之無間”。不僅選拔了大量的才能之士（成宗朝和武宗朝的知名人士，多為這時選拔上來的），也調解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由是人情翕然悅服”，朝廷很快安定下來。
其次，禁止隨意搜刮，不斷減免賦稅。桑哥增加稅收，引起民憤。不忽木和完澤改變增加稅收的辦法，重新實行輕徭薄賦政策。這一時期，有關減免賦稅之事，史書記載頗多。比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九月，“景州、河間等縣霖雨害稼，免田租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五石”。“以歲荒，免平灤屯田二十七年田租三萬六千石有奇”。“免大都今歲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者全免”。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中書省官員上言：“京畿薦饑，宜免今歲田租。上都、隆興、平灤、河間、保定五路供億視他路為甚，宜免今歲公賦”，忽必烈允準施行。“免寶慶路邵陽縣田租萬三千七百九十三斛”。六月，“平江、湖州、常州、鎮江、嘉興、鬆江、紹興等路水，免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萬四千九百二十八石”。閏六月，“遼陽、沈州、廣寧、開元等路雹害稼，免田租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八石。嶽州華容縣水，免田租四萬九百六十二石。”八月，“以廣濟署屯田既蝗複水，免今年田租九千二百十八石。”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月，“平灤水，免田租萬一千九百七十七石。廣濟署水，損屯田百六十五頃，免田租六千二百一十三石”等等。多次減免賦稅，雖然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卻收買了人心，增強了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