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糊塗
文/薑欽峰
百歲老人周有光時常戲言“上帝糊塗，把我忘了”。談笑間，透出幾分孩童般的調皮，更有參透生死之後的淡定從容。上世紀五十年代，周有光主持製定了漢語拚音方案，由此被譽為“漢語拚音之父”。不可思議的是，這位語言學大師竟是半路出家，前半生都在從事經濟工作，直到五十歲才正式改行。在此之前，語言學隻是他的業餘愛好。
周有光早年在大學學習經濟學，畢業後在銀行任職。1947年，他被派到美國工作時，有幸見到了愛因斯坦。交談之中，愛因斯坦說道：“一個人到六十歲為止，工作時間隻有十三年，除去吃飯睡覺，業餘時間仍有十七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如何利用業餘時間。”這句話對周有光觸動極大，影響了他一生。
新中國成立後，周有光懷著滿腔熱情投奔祖國，在複旦大學任經濟學教授，並身兼數職。無論工作多麼繁忙，他都要擠出業餘時間，潛心研究語言學，終有大成。退休後的周有光並未賦閑，依然熱切關注著世界，勤奮寫作。在百歲高齡時，他又出版了新書《百歲新稿》並在自序中寫道：“希望這不是自己的最後一本書。”生命不止，奮鬥不息，這是周老的百年人生寫照。
倪匡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香港四大才子。有一天，倪匡身上沒帶錢，便問身邊的黃霑借錢，“黃霑，哪天我死了，你肯定會送給我一個大花圈，那至少要花四百塊錢，要不今天先預支給我吧？”黃霑二話沒說，給了他四百塊錢。
沒過幾天，黃霑忽然轉過彎來，馬上問倪匡借錢，“不對啊，如果我死了，你不也得給我送個大花圈嗎？”倪匡隻好老實還錢，互相扯平，兩個老頭拊掌大笑。
談到老友黃霑的故去，年逾古稀的倪匡略有傷感，卻依然不失老頑童的本性，“人總是要死的，如果我們為必然發生的事情而傷感，不是很傻嗎？”在別人的葬禮上，他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好幾次還被人用掃把趕出來。迄今為止，倪匡是世界上寫漢字最多的作家，但他戲稱自己廚藝第一、園藝第二、文藝勉強列第三。唯獨一件事，他卻毫不謙虛，“我一生中寫得最好的文字，就是給古龍寫的訃聞，看過的人沒有不叫好的，弄得好多人都要我將來給他們寫訃聞。”說著，自己先大笑起來。
死亡，無疑是個沉重的話題。笑談生死，是一種超脫的人生境界，不僅需要足夠的勇氣，更需要充足的底氣。周有光和倪匡在有生之年，都攢下了足夠的資本，所以才敢拿上帝開玩笑，此生沒有虛度，你奈我何？就像一部電影，當你把最精彩的故事奉獻給觀眾之後，還會為影片的結束而憂傷嗎？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時間長短，而在於我們如何度過。出生與死亡都是不治之症，這是人本身無法掌控的，但我們可以把握二者之間的生命過程。很喜歡李敖的話：“上帝管兩頭，我管中間。”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我的地盤我做主，大氣從容，調侃中盡顯人生豪邁。
每個人都會死，但並非每個人都真正活過，上帝其實不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