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80%，這是舊中國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經過1950年全國範圍的“掃除文盲，普及文化”運動，1955年團中央開展的“七年內掃除全國農村青年文盲”的運動，1956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展的“三年內掃除全國職工中文盲”的運動，及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掃除文盲的決定，在全國形成了文化學習和掃除文盲的高潮。截止1957年，全國共掃除文盲3000萬人。1978年至1988年，我國又掃除文盲3650萬人，使我國的掃除文盲的人數累計達1.9億人。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22.8170，下降到1990年的15.88%。從文盲、半文盲的年齡構成來看，60歲以上年齡組占61.8%，而15至19歲年齡組已降到5.3%。這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國家重視教育事業的結果，有效地提高了勞動力的文化素質。
但是，在勝利的喜悅中，掃盲工作麵對的艱巨任務仍須我們高度重視。根據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尚有15周歲以上的文盲1.8億，文盲率為22.3%。這些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農村。部分邊遠、貧困、少數民族地區文盲率更高，達30—67%。為實現我國將在本世紀末使青壯年人口中的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目標，掃盲的任務，特別是農村掃盲的任務還很艱巨。
掃盲在農村是一個緊迫而艱難的任務。在1.8億文盲、半文盲中，1/3是婦女，而且集中在中國西部9省區。不少有識之士注意到，由於文盲多，文化素質差，農村某些地方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算命熱膨脹，“巫醫”胡作非為。不少農民由於沒文化，還在遭受裝神弄鬼的巫醫愚弄。據統計，全國城鄉各地搞邪術的巫醫至少有180萬人，且公開為業，其中71%是文盲、半文盲。農村約有73.9%的病人求巫醫治病，受害甚重。有09.2%的男巫奸汙過女病人，10.6%的巫醫致死過人命。更有甚耆，個別不法之徒，竟然妖言惑眾，利用某些地區農民的愚昧煽動暴亂，殘害群眾。農民在呼籲文化。農民要脫貧致富也迫切需要首先擺脫文盲愚昧狀態。
農村掃盲工作難度較大。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流動農民文盲增多，使掃盲工作出現死角。不少農村青壯年文盲，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城鄉都難於對其進行掃盲工作。據有關材料披露，目前廣州、珠海、上海等開放程度較高的城市，這種文盲占流動人口的比例高達3021.流動農民文盲人數有日趨擴大之勢。
第二，某些基層領導對農村掃盲不夠重視。由於對經濟體製改革缺乏正確認識，部分領導人錯誤地認為現在是“自己顧自己”，掃盲是“管閑事”，致使掃盲工作開展不利。
第三，脫盲考試中有找人代考、蒙混過關現象，掃盲質量難保。有些地區平日不注重掃盲工作，待到上級驗收時，找人代文盲參加考核。如文盲較多的陝西某地，在掃盲考核中竟讓小學生代替文盲答卷，每位小學生分別代答了4—5份卷子。
第四，堵盲不力，新文盲不斷產生。一些尚未普及初等教育的地區，小學生中途輟學現象嚴重，新文盲有了“後續部隊”。
在1990年3月曼穀召開的世界全民教育大會上，我國宣布到2000年普及初等教育，基本掃除文盲。為此，我國教育事業發展中十分重視基礎教育，認真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普及9年義務教育，保證適齡兒童入學，製止學生輟學。團中央有關機構堅持在全國推行“希望工程”，救助失學青少年恢複學習。抓緊掃除農村青壯年文盲，堅持標準，講求實效，把文化教育和職業教育結合起來。黨和政府還增加了農村的掃盲撥款，設立社會掃盲基金，加強領導，把掃盲任務落實到鄉、村。
不少地方掃盲搞得有聲有色，很有實效，探索出農村掃盲的新路子。如青海省就出現了掃盲的複式教學班、寄宿製小學、半日或全日製小學、早午晚班，寫字、刺繡、種菜班，掃盲工作形式多樣，卓有成效。這都為解開農村掃盲的難題提供了成功經驗。
（劉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