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是最難預測供需狀況的精神產品。它不像毛巾、茶杯那樣,同一品種在相當時期內可以大批量連續生產。每一種新書可能就是一種新的知識,要麵向不同的讀者對象,這種隱性的購書對象究竟有多少?很難有正確的預測。國外的出版商以高定價(國外書價通常是成本的幾倍)來彌補預測的失誤,以保證利潤;同時利用先進的印刷技術裝備,采取短期內多次重印的辦法,以保證多品種、小枇量的供應。因此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圖書品種比較豐富(有的國家一個書店有20萬種書),出版業的“三難”並不突出。其實質是出版商通過高定價早已將損失轉嫁給讀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黨和政府把圖書作為教育人民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種精神產品,對出版業實行“保本微利”政策(利潤限製在總定價的10%以內)。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所有圖書都由新華書店“包銷”,出版社和書店發生存書積壓或報廢損失,都由國家財政承擔,如發生虧損,由財政補貼。這一政策的缺陷是加重了國家負擔,掩蓋了經營不善的矛盾。
從80年代開始,逐步推行出版體製改革和發行體製改革,要求絕大部分出版單位“自負盈虧,獨立經營”,允許自辦發行;要求新華書店利潤與獎勵基金、福利基金掛鉤。這些改革,搞活了出版,促進了出版繁榮。但是在兩種體製轉換過程中,由於體製尚未理順,有些政策不到位,以及出版隊伍的素質問題,使圖書產銷和供需矛盾凸現出來,其實質是如何正確處理出版工作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問題。
有些出版單位片麵追求經濟效益,爭出平庸但能暢銷的書;少出虧本而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據抽樣調查,學術著作印數為1000冊時,每出10萬字要虧損5000元以上);少出或不出本小利薄的農村用書。另外,相當一部分縣級書店,為保證利潤收入,主要經營課本和教學參考書,一般書隻占總發行金額的20—30%左右。因此許多學術著作和農村用書很難買到。
賣書難有多種原因。主要是:(一)全國還沒有形成發育健全的統一的圖書市場,在市場準入上存在著無序狀態。出版社和書店之間為爭奪暢銷書的發行經常產生矛盾。由於雙方都想占領市場而常發生預測不準的狀況,積壓與脫銷的問題雙重存在;(二)資金短缺,影響經營。國營書店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負債經營,年利息支出占貸款的10%以上。據測算,一本書進貨後到了161天仍未銷出,未銷出部分就產生虧損。為了保證利潤,書店隻能主要經銷暢銷品種。備貨品種少反過來又影響經營,難以擴大再生產;(三)書價上漲過快,影響銷售。與1982年相比,相當一部分書的價格上漲10倍以上,讀者購書的絕對量減少,從1985年開始,全國圖書銷售冊數呈負增長趨勢;(四)對專業讀者分布情況缺乏信息,因此一方麵讀者買不到專業書,一方麵書店賣專業書難;(五)印刷技術裝備不適應小批量生產,重印困難,書店想添貨而貨源難以保證。
以上問題,隻能通過深化改革,理順體製,提高出版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以及加速印刷技術改造,才能逐步解決。近幾年來,有關領導部門在出版經濟政策上給午優惠,一些部委和省市建立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對解決“三難”都起了積極作用。
(潘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