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是最難預測供需狀況的精神產品。它不像毛巾、茶杯那樣，同一品種在相當時期內可以大批量連續生產。每一種新書可能就是一種新的知識，要麵向不同的讀者對象，這種隱性的購書對象究竟有多少？很難有正確的預測。國外的出版商以高定價（國外書價通常是成本的幾倍）來彌補預測的失誤，以保證利潤；同時利用先進的印刷技術裝備，采取短期內多次重印的辦法，以保證多品種、小枇量的供應。因此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圖書品種比較豐富（有的國家一個書店有20萬種書），出版業的“三難”並不突出。其實質是出版商通過高定價早已將損失轉嫁給讀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黨和政府把圖書作為教育人民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種精神產品，對出版業實行“保本微利”政策（利潤限製在總定價的10%以內）。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所有圖書都由新華書店“包銷”，出版社和書店發生存書積壓或報廢損失，都由國家財政承擔，如發生虧損，由財政補貼。這一政策的缺陷是加重了國家負擔，掩蓋了經營不善的矛盾。
從80年代開始，逐步推行出版體製改革和發行體製改革，要求絕大部分出版單位“自負盈虧，獨立經營”，允許自辦發行；要求新華書店利潤與獎勵基金、福利基金掛鉤。這些改革，搞活了出版，促進了出版繁榮。但是在兩種體製轉換過程中，由於體製尚未理順，有些政策不到位，以及出版隊伍的素質問題，使圖書產銷和供需矛盾凸現出來，其實質是如何正確處理出版工作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問題。
有些出版單位片麵追求經濟效益，爭出平庸但能暢銷的書；少出虧本而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據抽樣調查，學術著作印數為1000冊時，每出10萬字要虧損5000元以上）；少出或不出本小利薄的農村用書。另外，相當一部分縣級書店，為保證利潤收入，主要經營課本和教學參考書，一般書隻占總發行金額的20—30%左右。因此許多學術著作和農村用書很難買到。
賣書難有多種原因。主要是：（一）全國還沒有形成發育健全的統一的圖書市場，在市場準入上存在著無序狀態。出版社和書店之間為爭奪暢銷書的發行經常產生矛盾。由於雙方都想占領市場而常發生預測不準的狀況，積壓與脫銷的問題雙重存在；（二）資金短缺，影響經營。國營書店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負債經營，年利息支出占貸款的10%以上。據測算，一本書進貨後到了161天仍未銷出，未銷出部分就產生虧損。為了保證利潤，書店隻能主要經銷暢銷品種。備貨品種少反過來又影響經營，難以擴大再生產；（三）書價上漲過快，影響銷售。與1982年相比，相當一部分書的價格上漲10倍以上，讀者購書的絕對量減少，從1985年開始，全國圖書銷售冊數呈負增長趨勢；（四）對專業讀者分布情況缺乏信息，因此一方麵讀者買不到專業書，一方麵書店賣專業書難；（五）印刷技術裝備不適應小批量生產，重印困難，書店想添貨而貨源難以保證。
以上問題，隻能通過深化改革，理順體製，提高出版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以及加速印刷技術改造，才能逐步解決。近幾年來，有關領導部門在出版經濟政策上給午優惠，一些部委和省市建立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對解決“三難”都起了積極作用。
（潘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