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在長沙召開的全國電影曆史與現狀的研討會上，一位電影理論家提出了目前中國電影麵臨的三個“W”問題，即：誰（Who）在看電影？誰（Who）是當代文化的主角？誰（Who）能重新塑造大眾文化性格？這一發問擊中了90年代電影事業麵臨的難題。中國電影業似乎深深陷入了拍電影、放電影、看電影都難的怪圈。
拍電影難主要表現在經費難籌、作者隊伍素質不高、作品品位低、審查評估標準不一，拍出來的電影人們不愛看。在市場經濟衝擊下，我國電影創作已從社會電影、人生電影轉到商業電影上來。但無論是企圖自我定型、自我重複的“寓言性”電影片，還是新起的講述老百姓日常體驗的“新都市電影”片，都未能打動中國老百姓的心。內部危機嚴重。作者、編導隊伍缺少生活，特別是不了解農村。農民弟兄說：倒是也有些人來體驗過生活。但他們回去就把咱農民演成“老憨”、“傻冒”、超生典型……弄得我們成了愚昧可笑的形象。還有的批評說：這兩年國產電影叫人看著發膩，一大堆這個“戀”，那個“愛”的故事，表現手法不斷地跳躍，“閃回”，時空交錯，不講邏輯。電影編導者的眼光盯住了豪華客廳、舞廳、高級賓館、飯店，大街上轎車追趕，碼頭岸邊的拳腳較量，令人看不懂，乏味。有些電影編導者關在賓館裏“侃大山”，說些隻有自己感興趣的話，安排隻有自己感興趣的情節，和人民群眾的思想、生活、家庭不沾邊。受人民大眾歡迎的片子，真是難產。
電影製作界也有抱怨：電影審批權政出多門，影響了好作品問世。宣傳、文化部門要電影成為司晨打鳴的雞，財政部門要它成為會下金蛋的雞，老百姓要它成為有趣好看的雞。這就造成了電影難產的另一番原因。
放電影更難。近年電影發行放映市場嚴重滑坡。電影觀眾1993年比1992年下降50%，收入下降了37%。將1992年與1980年比較，電影觀眾從200億人次，下降為10億人次。放映單位急劇萎縮，1993年第3季度比上年同期減少了5000個。部分市、縣電影公司陷於癱瘓。以四川省為例，80年代初有11000個放映單位，1993年隻剩下2300個，片租從5700元降為2000元；同期成都市的放映單位由888個降為300個，其中堅持運轉的隻有150家，有的一天隻演一二場；300多個工礦單位影院現隻剩下60家；郊區縣原來500個放映單位，現隻剩四五家，縣、鎮影院已不放電影。電影院的經理苦於“找片子、請觀眾”，深感困難。
電影放映市場萎縮原因很多。一是放電影無利潤。每場電影費用120—150元，但賣票極少，一個偌大影院觀眾寥若晨星，令人心寒。二是錄像廳與電影院競爭不公平。電影院除交5%營業稅外，還要交35%的所得稅，而錄像廳隻交5%的營業稅，加之錄像廳常搞一些轟動性廣告宣傳，聲稱“毛片”、“兒童不宜”之類，更能招徠觀眾。三是電視普及，節目豐富，衝擊了電影業。成都市內可收到22個頻道的電視節目。精神消費有了新的內容，電影在文化生活中的優勢消失了。
電影放映業的萎縮，使電影製作和觀眾兩頭衰落。老百姓看電影難了。許多影院關閉，不在運轉，到哪裏看電影？四川電影公司1985年投資280萬修建了影院，解決老、少、邊地區看電影難的問題，但現全閑置。目前，大城市影院票價高得嚇人。北京某影院一張普通影片的票價30多元，令觀眾望而生畏。當然，品位高的影片更是難以看到。中國農村呼籲：何日再能看到《喜盈門》那樣的好片子！
麵對“三難”，需要進行綜合治理。電影業的出路正在探索中不斷顯現。第一，實行發行、放映、製片三位一體。讓全國16個電影製片公司與影院掛鉤。第二，實行浮動票價。社會效益、經濟效益較好的片子可定稍高些的價格，較差的片子，可定低價，靈活掌握。第三，提倡影界作者、編導深入生活，提高自身素質，拿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好片子。把主旋律影片拍得藝術化一點，把藝術片拍得文化品位高一點。第四，改善影院條件。設備和環境高雅一些，技術先進一些，再堅持“薄利多銷”的經營思想，不牟取高利、暴利，就會重建影院形象，增加吸引力。第五，廣開附屬服務。影院兼營食品服務、文化商品服務、卡拉OK廳、夜總會、餐廳、冷飲，也是許多影院已在實行的經營，這也未嚐不是一條改善電影業的門路。
（劉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