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仇寇。
——《孟子》
這種觀念反映出儒家式的“自律性道德”。更清楚地說，在“程序正義”方麵，儒家雖然主張：居於尊上地位的“父、兄、夫、長、君”，應當依照“慈、良、義、惠、仁”的原則作決策，居於卑下地位的“子、弟、婦、幼、臣”，必須根據“孝、悌、聽、順、忠”的原則，與之交往，然而，如果居上位的人違反了“仁”的原則，儒家卻主張：“當不義則爭之”。更確切地說：“當不義則爭之”是儒家所強調的普遍性原則，任何他人作出不義的行為，個人都應當挺身抗爭。荀子也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
在先秦儒家的概念裏，“君臣”和“父子”是兩類截然不同的關係，在這兩類關係裏，居於優勢地位者犯了不義之行，居於卑下地位的人經過反複諍諫之後，如果居上位者不願聽從，居下位者的反應也應當有所不同：在儒家看來，父母親是自己生命的根源，是“己身所從出”之人。親子之間的關係，是永遠無法切斷的血緣關係。在“孝”的大前題之下，父母有過，作子女的人能“諫而不逆”，“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幾諫”。縱然“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表現出極端“不慈”的行為，子女也祗能忍耐到底，“號泣而隨之”，“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敬不違”。
然而，君臣之間並沒有這種不可割裂的血緣關係。君王殘暴不仁而又不聽人勸諫的時候，臣下的反應也應當有所不同：孟子在回答齊宣王有問“卿道”的問題時表示，貴戚之卿和異姓之卿與國君關係不同，貴戚之卿與國君關係密切，國君有大過，反覆規勸他而不聽，則可能危及國家，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原則下，應該易置之。異姓之卿與國君關係疏遠，君王有過，反覆勸諫而不聽，便可以離開這個國家而他去。譬如君王“無罪而殺士”或“無罪而戮民”，作為臣下的大夫、或士更可以離職他去，不必留情。遇到暴虐無道，不行仁政的君王，有勢力的諸侯更應當挺身而出，吊民伐罪：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這些觀念在在顯示出：先秦儒家諸子強調尊卑主從關係之差序性，乃是以互動雙方必須確守“仁道”的原則作為大前提。如果尊長的一方背離了“仁道”的原則，從屬的一方便沒有盲目遵從的義務。這是儒家“自律性道德”的最大特色。近代許多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漢學家，經常注意到中國曆史上政治人物作道德判斷時的自主性及自律性，其文化根源即在於此。然而，在儒家的傳統觀念裏，“士”的角色在於“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他能不能“行道”，先決條件在於是不是能得到君王的重用，君主製度變成“士”實踐其理想人格的形式要件，“士”無法獨立成就其道德人格，這不能不說是傳統士人的一項悲劇。
領者在在工作過程中，應學會利用情感聯絡人心。
美國旅遊公司總裁哈爾羅森·勃羅斯曾說：“最高水平的服務發自內心。一個企業隻有贏得了員工的心，才能提供最佳服務。”領導者贏得了人心，員工的激情就會自覺產生，他們也就能體會到挑戰的興奮、競爭的刺激和成功的喜悅。心理學家說：“你不必管理自覺的人，如果他們的心投入了，做任何工作都會有動力。”
職員能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是事業成功的關鍵之一。領導抓住了職員的心，也就抓住了一群活生生的人。
領導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有些是嚴厲分子，他們依靠高聲、粗暴的咆哮來驅使人們工作，然後以威嚴來激勵部屬。而大多數的老板，要求雖然一樣，但把他們的嚴厲融化在說理、分析及幽默感中。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命令能暢通無阻，但他們卻不是嚴厲分子。他們能體會到自己接觸的是“人”，因此采取直截了當、完全人性化的方法說：“喂，他們有工作要做，讓他們快做吧！”
保羅·蓋蒂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石油大亨，他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油田裏和他的雇員一起工作。有一次發生的偶然事件，雖然其本身不太重要，卻讓蓋蒂認識到，和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多麼重要。
這天，蓋蒂在油井工地上注意到一個名叫漢克的搬運工動作懶散，他生氣地罵起來：“你在幹什麼？振作起來，笨蛋！”罵完之後，他還咆哮了一聲。“好的，老板。”漢克平靜地回答道。不過，他還是奇怪地看了蓋蒂一眼。這讓蓋蒂莫名其妙。不一會兒，他了解到漢克有手傷。漢克本來可以回去接受治療，但他因為不願讓工友和老板失望，於是留了下來。得知這個情況後，蓋蒂走到漢克身旁，說：“抱歉！我剛才不應該發火。我開車送你進城去找個醫生看看你的傷手。”聽到老板這句話，漢克和他的夥伴久久地瞪著蓋蒂，然後他們笑了。
從表麵上看，這件小事沒有多大意義，然而它卻是有著高度價值的管理秘訣。蓋蒂身為老板，未事先查明真相便亂發脾氣犯下錯誤，使下屬產生了抵觸情緒，造成生產效率下降，在所難免。幸好，蓋蒂一等發現了過錯，便立即真誠地道歉，而且提出合理的、適當的補救方法，這樣，馬上又重新建立了良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