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生年不詳。根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記載，韓非是韓國的宗族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他曾與秦國的丞相李斯一同問學於荀子，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韓非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曆史上諸侯爭霸、戰亂連綿的空前動蕩時期，他目睹了韓國屢次敗於秦國，損兵削地，國勢日衰，便多次上書韓王，希望韓王變法圖強，但韓王均不采納。當時有一位叫堂谿公的人，勸韓非行禮辭讓，修行藏智，以求身全名遂，但韓非表示提倡法治，乃是“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自己不會改變信念。為宣傳自己的法家思想主張，韓非寫下了《孤憤》、《說難》、《五蠹》、《內外儲說》、《說林》等十餘萬言的著作。韓非的著述流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後十分欣賞，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告訴秦王說：“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王馬上進攻韓國索要韓非。韓非到了秦國，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卻招致了李斯的嫉妒。李斯聯合當時秦國的奸臣姚賈一同陷害韓非，誣陷韓非是韓國的奸細，“終為韓不為秦也”，建議找借口“誅之”。秦王受蒙蔽，下令將韓非治罪。韓非想向秦王解釋，但無法得見。李斯則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迫韓非自殺。不久，秦王悔悟，派人去救韓非，但韓非已死於獄中。這一年是秦王嬴政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著名學者錢穆先生在《先秦諸子係年》中根據韓非和李斯同學於荀卿的史實，假定韓非與李斯年齡相當，推定韓非生於公元前281年，死時約四十八歲。現在學術界大多采用這一結論。
韓非思想的基本特點是要堅決而全麵地推行法治。他在《問辯》篇中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而且，在韓非看來，封建國家的富強和諸侯霸業的完成，都必有賴於法治：即所謂“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者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五蠹》）。
韓非的法治思想繼承並發展了戰國以來早期法家特別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個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係。他給“法”下的定義是：“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定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這裏，韓非講的是用文字詳細規定的成文法。它由政府頒布和保存，是臣民們一切言行的標準，其刑罰的條款一定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即它是具有公開性和強製性的行為規則。從內容上說，這種“法”主要就是《二柄》篇所說的“刑德”二柄：
明主之所導製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以“法”治國的確是一件於君於民皆十分有利的事情，但這個“法”——“刑德”的標準該如何製定呢？這就涉及一個立法原則的問題。韓非認為，根本的原則就是要“因道全法”，即要根據客觀的規律製定法令。例如，人的本性都是“自為”——即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外儲說左上》）“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後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備內》）順應這樣的人情、天理去立“法”，所以韓非就特別提出君主的立法一是應合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夫為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外儲說左下》）二是不應為人的主觀意願或好惡、情感所左右，特別是應防止奸臣劫弑君主、篡奪君權的各種“奸術”——“備內”。又如，君主立法“因道全法”，而“道”的特性是“不同於萬物”的。“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揚權》）這就是說，“法”的內容應顯示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和他的獨裁的合理性。再如，自然界春生秋殺，人類社會亦應是，“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所以“聖主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守道》）。具體來說，法令要像自然界的春秋一樣“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八經》），起到繁榮和蕭殺的作用。又由於人性自私自利的貪欲太重，故君主在立法時應“重刑少賞”（《飭令》），他認為：“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心度》）當然，韓非又認為立法也應因時製宜，因時變法：“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因而聖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韓非在《心度》篇說：“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說的也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