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嚐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製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製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禦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
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製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一〕。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一〕胥：等待。
【譯文】凡是國土廣大君主尊貴的，從來沒有不是法製嚴厲而可以達到在天下令行禁止的。所以君主劃分爵位，製定俸祿，法製必定嚴厲而苛刻。國家得到治理，民眾就會安寧；政事混亂，國家就危險。法製嚴厲符合人之常情，法禁鬆弛則不符合事情的實際。況且拚命賣力，是民眾所具有的，按人之常情沒有不是想用拚命賣力去獲得想要得到的東西；他們的喜好和厭惡，是君主能夠加以控製的，民眾喜好的是利祿，厭惡的是刑罰。君主把握民眾好利惡害的心理來駕馭民眾的力量，和實際情況不應該有什麼差錯了，然而法禁鬆弛政事有過失，是由於賞罰不得當。君主治理民眾不掌握法製而使他們去惡從善，像這樣，那就等於沒有法製了。
所以決定國家是治還是亂的道理，應把致力於區分刑、賞的界限作為最迫切的任務。治理國家的人沒有一個沒有法製，然而有的起作用，有的名存實亡；名存實亡，是因為沒有掌握刑賞界限的緣故。治理國家的人，他的刑、賞沒有不確定界限的；有的人用不同的標準作為界限，不能說是界限；至於明察的君主所確立的界限，是按照唯一的法製來劃界的。因此民眾都尊重法製而畏懼禁令，希望不要犯法判罪而不敢期待獎賞。所以說：不用等到用刑獎賞，民眾就已努力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