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位舉足輕重的大作家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都活了六十六歲，這真是曆史的巧合。就蘇軾現存集子來看，他最早的一篇成名文章是嘉佑二年（1057）應試時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時年二十二歲［蘇軾在應試以前，曾於慶曆五年（1045）作《夏侯太初論》（今僅存殘句）、至和二年（1055）作《正統論三首》（《蘇軾文集》卷四）等］；最早一批詩作是嘉佑四年（1059）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集》裏的四十多首作品，時年二十四歲（查慎行、馮應榴、王文誥均謂蘇詩最早之作為嘉佑四年出蜀前的《詠怪石》、《送宋君用遊輦下》兩詩，但有人疑是偽作）；最早的詞寫於熙寧五年（1072），時任杭州通判，年三十七歲［蘇軾《與子明兄》雲：“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據《蘇軾文集》卷六。“為作詞”，《東坡續集》卷五作“為何詞”，疑誤。）是知蘇軾於嘉佑元年四月抵汴京後已“作詞”。近人或謂其《一斛珠》（“洛城春晚”）為嘉佑元年閏三月路經洛陽之作，《華清引》（“平時十月幸蓮湯”）為治平元年罷鳳翔赴京過驪山之作，均早於熙寧五年倅杭之時，但尚待進一步確證］。其創作起時並不比歐、王早，但也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為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四千八百多篇散文作品，其數量之巨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為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時間跨度如此漫長、作品內容如此豐富的創作曆程，必然呈現出階段性。探討和研究蘇軾的創作分期，必將有助於對其作品思想和藝術特點的深入理解。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他的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他說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有深得其心之歎；“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又說“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這裏對“初好”、“既而”的時間斷限雖不明確，但認為黃州、嶺海為其創作變化時期則是清楚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雲：“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進一步申述嶺海為詩風“老而嚴”時期。陳師道雲：“蘇詩初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後山詩話》）蘇軾的好友參寥補充說：蘇軾“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無己近來（指建中靖國時）得（蘇軾）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絶口吻。常雲：‘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複守昔日之論乎？”（《曲洧舊聞》卷九）也認為黃州、嶺海為兩個創作階段。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識餘》中，把蘇軾一生創作分為八期：《南行集》和簽判鳳翔、熙寧還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謫黃、元佑召還、謫惠、渡海；他還指出謫黃、謫惠為兩大變，渡海後則“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前人的這些評論，值得重視。
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製約於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他一生曆經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內部政局反複多變、黨爭此起彼伏的時代。蘇軾卷入了這場黨爭，他的一生也就走著坎坷不平的道路。除了嘉佑、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任職（熙寧初、元佑初）、兩次在外地做官（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元佑、紹聖在杭、潁、揚、定）、兩次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就其主要經曆而言，正好經曆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
蘇軾這種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而又經常變動的思想麵貌和藝術麵貌，給研究創作分期帶來不少困難。但是，第一，他的儒釋道雜糅的人生思想是貫串其一生各個時期的；筆力縱橫、揮灑自如又是體現於各時期詩、詞、文的統一藝術風格。這是統一性。第二，他的思想和藝術又不能不隨著生活的巨大變化而變化。我們認為，與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創作劃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經曆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而分為七段，並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任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別。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
嘉佑、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他懷著“奮厲有當世誌”（《東坡先生墓誌銘》）的宏大抱負走上政治舞台，力圖幹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他唱道“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一副舍身報國、邁往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麵目。反映在詩文創作中，是《郿塢》、《饋歲》、《和子由蠶市》等一批富有社會內容的詩歌和《進策》二十五篇、《思治論》等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蘇軾是位早有創作準備的作家，這時的詩文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煉的痕跡，但藝術上已日趨成熟。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都已烙下個人的鮮明印記。如古體詩《鳳翔八觀》，王士禛認為“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此早歲之作”可與黃州後所作匹敵。（《池北偶談》卷一一“岐梁唱和集”條）《辛醜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汪師韓歎為“詩格老成如是”（《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而《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近體詩，紀昀評為“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格。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創作的歉收期。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佑時又與司馬光、程頤等論爭，激烈動蕩的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占據了他的注意中心。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為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內，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佑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寥寥無幾；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為主，雖不能一筆抹煞，但畢竟視綫未能注視到更重要的生活領域。這時的詩歌風格，仍然在多樣化之中保持健筆勁毫的統一傾向。他的至親好友文同曾追憶熙寧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訪晤蘇軾：“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脫帽褫帶隨縱橫。喧呶歌詩嘂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其時為數甚少的詩作也多少留下這種狂放不羈的投影；或記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裏”（《送任汲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送劉攽倅海陵》），或寫書法藝事“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石蒼舒醉墨堂》）。至於元佑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題畫詩，如《虢國夫人夜遊圖》、《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郭熙畫秋山平遠》、《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蒼蒼莽莽，一氣旋轉，令人想見其濡墨揮毫時酣暢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雲：“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真爛漫。集中如虢國夜遊、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除詠周昉美人圖的《續麗人行》作於徐州，《定惠海棠》作於黃州外，其他三篇皆作於此時。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絶，已屬貶居時期的風格，實不宜以“俊逸豪麗”目之。
熙寧、元豐和元佑、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不僅創作數量比在朝時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先後兩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遠離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漩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己，二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踐初衷。因此，其時盡管由於抑鬱失意不時流露出超曠消沉的情緒，但積極入世精神仍是主導。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社會閲曆，他的總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產生於此時，其中有抨擊時政的《吳中田婦歎》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詩篇，有他杭州賑濟疏湖、密州收養“棄子”、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饑寒的藝術記錄，有《於潛女》、《新城道中》、《無錫道中賦水車》、《石炭》等各地風土人物的形象描繪。這都說明蘇軾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隻是由於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得到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注意力主要轉到個人抒慨，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政治社會性較強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的共同思想特點。
其次，以這時期為主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詩歌的主要風格在豪健清雄方麵，於前代詩人，對李杜韓劉（禹錫）汲取較多。他的不少七古七絶，如《東陽水樂亭》、《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頗具李白超邁豪橫之氣，前引《送劉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難》，其《送張嘉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更是句用李詩《峨嵋山月歌》，格從李詩“解道澄江浄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化出，而此詩首句“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則反用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他的《荊州十首》之於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於《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於《尋張氏隱居二首》以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壽星院寒碧軒》等詩，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後二句是本色”（紀昀語）之類的評論。他的《石鼓歌》，其奇橫排奡、潑墨淋漓堪與韓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勖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亦與韓《汴泗交流贈張仆射》、《雉帶箭》等圍獵之作一脈相承。至於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於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偉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趙翼《甌北詩話》卷五雲：“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麵，成一代之大觀。”所言甚確。至於劉禹錫、陳師道謂蘇軾學其“怨刺”，則有《郿塢》、《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諸作可為佐證，參寥謂蘇學其“峻峙淵深”、“波峭”，蘇轍也推重劉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呂氏童蒙詩訓》），這在蘇詩中也不乏其例。從上述師承關係中不難從一個方麵看出蘇軾其時的審美傾向。前人又多謂蘇詩“傷率、傷慢、傷放、傷露”，“獷氣太重”（紀昀語），“一瀉千裏，不甚鍛煉”（趙翼語），正是放筆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風格所帶來的缺點。
第三，這時期蘇軾正式開始了詞的創作。雖然比之於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別於傳統婉約詞的麵貌登上詞壇。通判杭州初試詞筆，他就打破了“詩莊詞媚”（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李東琪語）的舊框框，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為詞”的傾向。記遊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裏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過”），都有一種清新流暢、疏宕俊邁的詩的情調。其如贈別杭州知州陳襄的一組詞作，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語言明浄，意境深遠，與設色濃豔、抒情纖細的傳統送別詞各異其趣。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雲：“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勃勃英氣，力透紙背，洋溢著待時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沿著這一創作傾向繼續發展，終於在密州時期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這兩首最早的豪放詞代表作，從而在詞壇上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徐州所寫《浣溪沙》五首農村詞則以濃鬱的泥土芳香和淳樸真摯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詞在題材、意境上的進一步開拓。這時期詞作的這一傾向與他以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為主導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也與詩風的主要傾向相類。
第四，包括這時期在內的整個任職時期，散文寫作著重在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敘文兩類。前者如奏議、策論、進論是為了向朝廷直接表達政見，後者如亭台樓堂記是為了立碑上石，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如鳳翔所作《喜雨亭記》、《淩虛台記》、密州所作《超然台記》、徐州所作《放鶴亭記》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雜記《日喻》、《石鍾山記》等則不僅以形象生動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給人以有益的啟迪。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麵貌和藝術麵貌。
元豐黃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台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黃州謫居生活。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