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人生思想的特點是“雜”：既表現為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時貫串他的一生，又表現為這三種思想因素經常互相自我否定。如《韓非論》對“虛無淡泊”的老莊哲學斥為“猖狂浮遊之說”，指出他們把“君臣父子”關係視作“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那麼，“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以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責“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的風氣，認為莊子“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的一套，是“人主”用以“礪世磨鈍”的“名器爵祿”的腐蝕劑。這是從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樂榭》中又謂：“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二樂榭”命名來源於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說（《論語·雍也》），文同提出質疑：“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蘇軾和詩亦意謂佛理高於儒學。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蘇軾卻以“外儒內道”的形式將其統一起來。宋代釋智圓雲：“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閑居編·中庸子傳上》）蘇軾《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詩雲：“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二引師（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一僧一俗，所言全同。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為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勢下，蘇軾對此染濡甚深，並具體化為以下形式：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為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為主。兩件思想武器，隨著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這又是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旨趣相通的。
蘇軾在《初到黃州》詩中寫道：“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在自我解嘲中，仍想有“補”國“事”，對貶逐則淡然處之。但是，政治處境險惡如故，生活困頓與日俱增，一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最初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卜算子》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鴻，《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那株地處炎瘴江城而“幽獨”無聞的高潔海棠，都是詩人的自我寫照，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記》之類作品中的山山水水。然而，蘇軾很快找到了排遣苦悶的精神武器，這就是早年已經萌發的佛老思想。他自白：到黃州後“歸誠佛僧”，“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浄，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黃州安國寺記》）他還傾心於道家的養生術，曾去黃州天慶觀養煉多日，又與知己滕達道等互相研討。元豐五年蘇軾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彌彌淺浪”）、《臨江仙》（“夜飲東坡醒複醉”）等，大都寫得翛然曠遠，超塵絶世。蘇軾的情緒是隨時多變的，但這一年所流露的超曠放達的情緒卻相對穩定，應是他黃州時期思想逐漸成熟的表現。如《前赤壁賦》利用主客對話所體現的作者思想由樂到悲、又以樂作結的演變過程，可以看作他黃州時期整個基本思想感情“樂—悲—樂（曠）”發展過程的縮影。因此，這時作品中盡管交織著悲苦和曠達、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邁的種種複雜情緒和態度，但這種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調。
應該說明，在此以前的蘇軾作品中也不乏避世退隱思想的流露，黃州時期也有表達積極進取的儒家精神之作。然而，對傳統思想的汲取隻有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才能化為真正的血肉，發揮能動的作用。蘇軾很早的一首《夜泊牛口》詩，在寫風土人情後，退隱之意搖筆自來：“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這隻能算作“題中應有之義”而已。即如《淩虛台記》、《超然台記》等對老莊出世哲學的闡述，也多少帶有因台名而生發的書生議論色彩。蘇軾在黃州就不同了。他麵對的最大、最緊逼的人生問題是對逐客生涯如何自處，他的主要生活內容是東坡躬耕的“墾辟之勞”和“玉粒照筐筥”（《東坡八首》）的收獲之喜，是“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黃泥阪詞》）的出遊，是訪友，是養生以及堅持五年每一二日一往的安國寺參禪活動。他雖然對政事並未忘情，畢竟已遠離論政於朝堂、理事於衙門簿籍之間的官場生涯，沒有也不可能去施展他的政治抱負。蘇軾說：“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其二），把他對佛老思想較為深刻的理解和運用定在黃州時期的“中年”；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一段，也敘於“謫居黃州”之後。這是值得深思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佛老思想在黃州時期日益濃厚，甚至占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以後嶺海時期更有所發展。
說“主導”並不意味著蘇軾已成為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在《答畢仲舉書》等文中，一再說明對玄奧難測的佛學教義並不沉溺，隻是取其“靜而達”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以保持達觀的處世態度，保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和追求。這與其時對儒家思想的某種堅持，正好相反相成。事物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本質消極的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有消極的一麵）。《定風波》中那位在風雨中“吟嘯徐行”、對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才是我們熟悉的蘇軾麵貌，他不同於屈原、杜甫在失意時仍時刻燃燒著忠君愛國的熱情，也不同於韓愈、柳宗元在貶逐時悲苦無以自抑的精神狀態。
與此相聯係，黃州時期的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他在赴黃州途中與蘇轍會於陳州，有詩雲：“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雖然平生豪氣未必銷盡，受讒之恨、被謫之怨未必泯滅，但從主要方麵看，已由從前的矜尚氣節、邁往進取的“驕氣”轉而為對曠達超俗、隨遇而安的佛老之“道”的追求。早年離蜀赴京時所作《荊州十首》其十雲：“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紀昀評雲：“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黃州後無此議論也。”的確，這種勃勃雄心、不可一世的自負感此時很少再現，習見的是抑鬱不平或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後者。同是中秋抒情，密州名作《水調歌頭》充滿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既向往“瓊樓玉宇”之純潔而又嫌其寒冷，既憎惡現實社會之惡濁而又留戀人世的溫暖，以月下起舞為勝境，千裏嬋娟為祝願；時隔六年的黃州《念奴嬌·中秋》，則寫“人在清涼國”的表裏澄澈，寫“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的絶響遺韻。其時所作《前赤壁賦》有“羽化而登仙”的名句，前人評其時所作《卜算子》為“非吃煙火食人語”（黃庭堅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引），都可與此詞互相印證。同是重陽述懷，元豐元年徐州所作《千秋歲》雖然也有“明年人縱健，此會應難複”的常規慨歎，但充溢畫麵的是“如玉”的“坐上人”，與玉人交映的“金菊”，紛飛相逐的“蜂蝶”，乃至滿袖珍珠般的“秋露”；而在黃州所作《南鄉子》卻以“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作結，《醉蓬萊》又以“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開頭，這裏有對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低沉喟歎，更有泛觀天地、諸緣盡捐的曠遠心靈的直接呼喊！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雲：“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曠”“豪”的差別就在於蘇軾接受了佛家靜達圓通、莊子齊物論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刻影響。
二、這時期創作的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清曠簡遠的一麵，透露出向以後嶺海時期平淡自然風格過渡的消息。黃州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等，“銅琶鐵板”，神完氣足，屬豪曠一路，誠如其時他自評雲“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但如《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以及上述元豐五年《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諸作，則出以空靈藴藉、高曠灑脫之筆，風格有所變化。詩歌中的名篇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韻前篇》、《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和秦太虛梅花》等，前人亦多以“清真”（查慎行語）、“清峭”（紀昀語）許之，而其近體詩更追求一氣嗬成的渾然自然之趣。試以幾組和韻詩為例。倅杭時所作《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組四首和韻詩，選用“孥”“遽”等險韻描摹西湖景色，因難見巧，愈出愈奇。《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一組“岡”字韻詩七首，熔鑄經史子集，出入野史筆乘，極盡騰挪跌宕之能事，最後一首結雲：“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意謂不敢再出和篇，但竟以“羯語”入詩，真是匪夷所思。（《晉書·佛圖澄傳》：羯語，“替戾岡，出也。”）黃州時期元豐四年、五年、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所作“魂”字韻三詩，卻自然渾成，毫無為韻拘牽之跡。像次聯“稍聞決決流冰穀，盡放青青沒燒痕”，“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埽舊巢痕”，設景抒慨敘事，清幽新穎熨帖，皆成名聯。這都說明黃州詩寫得更嫻熟，漸入化境。他的一些小詩，如《東坡》、《南堂》、《海棠》等更是精致流利，坦率地表現了他灑脫的胸襟和生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蘇軾在黃州於前代詩人對白居易、陶淵明仰慕備至。“東坡”的命名來源於白氏忠州東坡（參看《容齋三筆》卷五“東坡慕樂天”條：“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然。”），蘇軾又以躬耕其地而“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與王鞏定國》），或以東坡比為陶之斜川：“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江城子》）他對白、陶的仰慕此時偏重在人生態度方麵，但也影響到創作。他不僅櫽括《歸去來兮辭》為《哨遍》一再吟唱，而且其有關勞動詩如《東坡八首》等也有陶詩淳樸渾厚的風味。這種淡遠風格在黃州隻是初露端倪，要到以後嶺海時期才趨於明顯。因為他一離黃州，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而由此帶來的個人生活的變化，又唱起豪健清雄的歌聲了：“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岐亭五首》其五），宛然是“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荊州十首》其十）的舊歌重唱！“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似乎又恢複了文同筆下熙寧初的狂放麵目！“東方雲海空複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又回到了任職時期“煒煒精光，欲奪人目”（紀昀語）的創作麵貌。蘇軾在任職時期和貶居時期確有兩副胸襟，兩幅筆墨。黃州時期是第一個“在朝—外任—貶居”過程的結束，有人把它看成創作中期的開始，從而與以後的元佑初在朝、元佑紹聖四任知州合為一個“中期”，是不盡妥當的。
三、在散文方麵，任職時期以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敘文為主，這時期則著重抒情性，注重於抒情與敘事、寫景、說理的高度結合，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為高。赤壁二賦，光照文壇。這兩篇題名為賦、文體為散文，而其實質乃是詩情、畫意、理趣的融為一體，以其巨大的藝術魅力膾炙人口九百年，曆久彌新。而他的筆記小品如《記承天寺夜遊》、《遊沙湖》（一作《遊蘭溪》）、《書蒲永升畫後》、《書臨皋亭》以及數量眾多的書簡，字裏行間，都有一個活脫脫的坡公在，而行文又極不經意，似乎信手拈來，信口說出，如他自己所說，是“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荷花媚》詞）。這種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的傾向，也在貶居嶺海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除此以外，這時期還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也是他生活內容變化的結果。
惠州、儋州的貶謫生活是黃州生活的繼續，蘇軾的思想和創作也是黃州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佛老思想成為他思想的主導，而且比前有所滋長。他說：“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遷居》）一念之間世界頓生成壞（劫），世界（塵）又無所不在，佛家的時間觀和道家的空間觀使他把萬物的生存與蚊蚋的呼吸等量齊觀。由於地處羅浮，他對道家理論家葛洪更加傾倒：“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久已交前生。”（《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和陶〈讀山海經〉》）當然，他依然是從自我解脫、排遣苦悶的角度去汲取佛老，而不是沉溺迷戀其中。後來北歸途中他有《乞數珠贈南禪湜老》詩雲：“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傳燈錄》卷五載慧能為法達禪師說法，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語，蘇軾即自謂未能徹底悟道，不過借某些佛理作為“老境”的“消遣”而已。如果說，黃州時期尚不免豪氣偶現，遷謫之怨時有流露，那麼，此時隨著年事日高，對佛老習染更深，因而表現為胸無芥蒂、一任自然的精神境界。蘇轍說：“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屋玉食之誌，不存於胸中。”（《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對他當時的生活和思想作了真實的記錄。這時盡管也有出世、入世的矛盾，也有對政事的繼續關注，寫過像《荔枝歎》這樣富有戰鬥性的詩篇，但對君主、對仕途的認識確又有所變化。他在《別黃州》一詩中開頭即雲：“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典出《禮記·檀弓下》：“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對朝廷改遷汝州感到莫大的恩德，態度謙卑。而此時所作《和陶〈詠三良〉》開頭卻雲：“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結雲：“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寧可像黔婁那樣臨死僅得一床“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同一典故，正反兩用，反映出他前後對君主、仕途的不同態度。這首《和陶〈詠三良〉》還一反陶詩原作之意，嚴厲批判“三良”（指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為秦穆公殉葬是違背“事君不以私”的愚忠行為，鮮明地提出“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的君臣關係的原則，這裏重點在君命可能有“亂”，臣子可以有“違”，多麼可貴的民主性思想閃光！而在早年鳳翔所作的《秦穆公墓》中，卻一麵為君主開脫：“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一麵讚美“三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同一事件，兩種議論，說明他晚年思想具有新因素、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