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從元豐八年（1085）六月自德平鎮抵京任秘書省校書郎，直至元佑七年（1092）正月扶母柩歸家，居汴京長達六年多，大都在秘書省兼史局供職，積極參與了蘇門的文學活動。
秦觀（1049—1100），字少遊，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蘇秦結識之前，也有一段詩文“神交”的經曆，而且也通過孫覺的中介。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雲：熙寧七年（1074）“先生（秦觀）聞蘇公軾為時文宗，欲往遊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神交。”（按，此段記載據惠洪《冷齋夜話》卷一。）元豐元年（1078），秦觀攜帶李常的介紹信來徐州拜謁蘇軾，後作《別子瞻》詩（《淮海集》卷四）有雲：“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對蘇軾極致景仰之忱。蘇有《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詩（《蘇軾詩集》卷一六）為答，以“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籲莫測”追述以前“神交”之事，又雲：“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李常）髯孫（孫覺）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一鳴驚人的才華贏得一見傾心的歎服。秦觀應舉報罷，退居高郵，作《黃樓賦》，稱美蘇軾在徐州治水有成、繼築黃樓以備後患之舉，蘇軾推許此賦有“屈宋姿”。（《太虛以黃樓賦見寄》，《蘇軾詩集》卷一七）元豐二年（1079），秦觀擬往會稽省親，蘇軾自徐州移知湖州，遂與偕行，同遊無錫、鬆江、吳興。蘇軾因“烏台詩案”被捕，秦觀聞訊渡浙至湖州。蘇軾貶居黃州，時時互通信問。元豐七年（1084）蘇軾由黃州北返途經金陵時，特作書向王安石推薦秦觀“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與王荊公》，《蘇軾文集》卷五）王氏覆信亦稱讚秦詩“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回蘇子瞻簡》，《臨川集》卷七三），提高了秦觀的知名度。
元豐八年（1085）秦觀始登進士第，授蔡州教授。蘇軾從登州召還，任禮部郎中，秦觀作啟相賀。元佑二年（1087），因恢複“製科”，蘇軾和鮮於子駿以“賢良方正”薦秦觀於朝廷，他被召至京。次年又為忌者所中傷，離京複歸蔡州。五年，又被召至京應製科，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六年，由博士遷正字，複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八年，遷國史院編修，與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並列史館。由此可知，秦觀在元佑時期的主要職務均是“館職”，並與蘇門中人親密往還。他的一首西城宴集詩的長題雲：《西城宴集，元佑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遊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淮海集》卷九），即見一斑。還應注意，他不僅是蘇門中最大的詞人，而且是與蘇軾關係最為密切的一人，超過了黃、張、晁諸“學士”，正如葉夢得所說，蘇軾“於四學士中最善少遊”（《避暑錄話》卷下）。因而其政治命運更與蘇軾休戚相關。紹聖元年（1094）他以“元佑黨籍”被貶，出居杭州、處州、郴州、橫州、雷州等地，與蘇軾一起跌入厄運。在著名的“元佑黨人碑”中，“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凡百有二十人，禦書刻石端禮門”（《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紀》崇寧元年），在“新黨”眼中，侍郎一級以蘇軾為“元凶”，而餘官一級即以他為“首惡”了。這從側麵反映出他在蘇門中的政治地位。所以當他死於藤州時，蘇軾的悲慟也超乎尋常：“途中聞秦少遊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與錢濟明》，《蘇軾文集》卷五三）哀呼“少遊已矣，雖萬人何贖”！（《冷齋夜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引，今本《冷齋夜話》無。）
張耒（1054—1114），字文潛，楚州淮陽人。熙寧三年（1070），張方平知陳州，辟蘇轍為陳州教授，張耒“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蘇轍《次韻張耒見寄》（《欒城集》卷九）雲：“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此詩作於元豐二年（1079），逆數十年，正為熙寧三年，當為兩人交遊之始。其時張耒有《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張耒集》卷一八），以“歲暮淮陽客，貧閑兩有餘。朝昏麵壁坐，風雪閉門居”自歎，也反映兩人詩歌交往的情況。熙寧四年（1071），蘇軾赴杭州通判任，“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記鐵墓厄台》，《蘇軾文集》卷六六），張耒大概於此時初謁蘇軾，這也就是《宋史·張耒傳》所說的，張耒由於在陳州為蘇轍所喜，“因得從軾遊，軾亦深知之”。以後蘇軾在密州作《後杞菊賦》、《超然台記》寄他，他作《杞菊賦》、《超然台賦》應和。
元豐八年（1085）底，蘇軾從登州還京，張耒使人賫書及文章呈蘇；元佑元年（1086）初，蘇軾有《答張文潛縣丞書》（《蘇軾文集》卷四九），讚揚其文“似子由”，亦具“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此年四月，他由鹹平縣丞入京任太學錄，直至紹聖元年（1094）出知潤州，一直在京任館職，“入為太學錄，範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最後擢起居舍人。（《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
張耒初以“少公（蘇轍）之客”而終入蘇門。這在京的八年，也是他積極參與蘇門文學活動的八年，創作和著述頗豐。朋輩間對他的才能和品格也多有稱譽：黃庭堅說他“短褐不磷緇，文章近楚辭。未識想風采，別去令人思”（《次韻答張文潛惠寄》，《山穀詩內集注》卷三）；“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雲。當令橫筆陣，一戰靜楚氛。”（《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雲胡不喜”為韻》，同上卷四）晁補之說他“遣誦寄我詩，妙可白玉刊。平生俱豪氣，見酒渴驥奔”（《次韻文潛病中作時方求補外》，《鷄肋集》卷五）。陳師道也說他“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寄張文潛舍人》，《後山詩注》卷四）等。在元佑汴京文壇上，張耒充分發揮了作為蘇門重要成員的作用。
晁補之（1053—1110），字無咎，濟州钜野人。他是蘇軾同年晁端彥的侄子，其父晁端友熙寧時任新城縣令，新城為杭州屬縣，當時蘇軾任杭州通判，巡行至新城，晁補之即以文麵謁。《宋史》卷四四四《晁補之傳》這樣記述蘇晁的首次會見：“（補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絶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今存蘇軾的《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蘇軾詩集》卷一二）、晁補之的《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詩二首》（《鷄肋集》卷八），當是他倆詩歌交往活動的發端。
元佑年間，晁補之在京任館職，蘇晁詩歌往還不斷。蘇軾的《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其三（《蘇軾詩集》卷二九）雲：“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絶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盤，朝日照苜蓿。吾詩固雲爾，可使食無肉。”其《戲用晁補之韻》（同上，卷二九）又雲：“昔我嚐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饑。試問鳳凰饑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饑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此兩律均出於遊戲之筆，以詼諧幽默來化解生活貧困之苦，但文同的竹畫，梅堯臣（“詩老”）的清詩，足可療饑脫困，表現出高品位的文化追求，也反映了存在於蘇軾與其門人之間的平等輕鬆的氛圍。
元佑七年（1092），蘇軾出知揚州，晁氏先期為通判，作《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鷄肋集》卷一三），蘇軾答以《次韻晁無咎學士相迎》（《蘇軾詩集》卷三五）。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同上，卷三五），為其日後盡和陶詩之始。在此詩序中，他說明是“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的。其十九首雲：“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誌或類己。”即專為晁氏而作。晁氏即作《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鷄肋集》卷四），其最末一首雲：
黃子似淵明，城市亦複真。
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
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
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
嗟予競何為，十駕曦後塵。
……
各在天一方，淚落衣上巾。
歸休可共隱，山中複何人！
這幅蘇門諸公的集體畫像，融入了晁氏與之多年交遊後的評價，而其對蘇門的眷戀之情，拳拳溢於言表。
紹聖、崇寧時期，晁補之與其師友一樣同遭蹉跌，出知齊州、泗州；後絶意仕進，修築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倒真的在行動上以陶淵明為師了。史稱其“文章溫潤典縟，其淩厲奇卓，出於天成，與黃、張、秦並驅聯鑣，世號元佑四學士”（《施顧注蘇詩》卷三二《次韻晁無咎學士相迎》詩題下施注）。他的文學地位和成就是與蘇門聯係在一起的。陳師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無己，徐州彭城人。他原師承曾鞏，其門人魏衍《後山陳先生集記》（見《後山詩注》卷首）說，陳師道“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受業於門”。張耒有一特長詩題雲：《陳履常惠詩，有“曾門一老”一句。不肖二十五歲，謁見南豐舍人於山陽，始一書而褒，與過宜陽，有同途至亳之約，耒以病不能如期。後八年，始遇公於京師，南豐門人，唯君一人而已。感舊慨歎，因成鄙句，願勿他示》（《張耒集》卷二一）這個詩題反映了一個史實：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於元豐元年（1078）二十五歲時，曾向赴知亳州的曾鞏拜謁、請益；而陳師道本是“南豐門人”，後卻從蘇軾遊。蘇門、曾門呈現出轉益多師、交叉錯綜的情景，而蘇軾、曾鞏又是同出歐門一源的。誠如陳師道在《觀兗國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後山詩注》卷二）中所說：“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以敬重的筆觸，抒寫了他通過曾、蘇等“門下士”而受到的歐公風範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