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煙方嫋，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如）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寶晉英光集》補遺
宋哲宗元佑年間，蘇軾與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在汴京聚會，又與畫家李公麟、米芾、王詵等相交遊，相互唱和贈答，品書論畫，蔚為文壇盛事。元佑二年（1087）六月，蘇軾等十六人聚集於王詵西園（據《西園雅集圖記》，此十六人為：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之儀、王詵、李公麟、參寥、蔡天啟、鄭嘉會、陳碧虛、王仲至、劉巨濟以及米芾本人），李公麟作《西園雅集圖》，米芾又寫了上麵這篇記。記中還生動地描述了圖中諸公的形象：“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遊”等。盡管此圖此記的真偽存在爭論，但它為盛極一時的元佑“蘇門”保存了鮮活直觀的珍貴留影，提供給後人以品味不盡的曆史餘韻。
元豐八年（1085）三月，支持“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年僅十歲的第六子趙煦（哲宗）即位，英宗妻高後以太皇太後臨朝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人物，政局發生逆轉，史稱“元佑更化”。這也給蘇軾的政治命運帶來轉機。元豐八年底，曆經“烏台詩案”殘酷打擊的蘇軾，從知登州任上召還，任禮部郎中，即遷起居舍人；次年即元佑元年（1086）蘇軾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其弟蘇轍也從績溪令召回京師，任右司諫。不久，蘇軾又改任中書舍人，繼遷翰林學士知製誥；蘇轍也改任起居郎，繼任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兄弟倆連連擢升，開始了一生仕途最為得意的時期。
我們不妨再列述他倆的仕履：
元佑三年（1088）正月，蘇軾權知貢舉，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權知貢舉，辟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等為參詳、點檢試卷官。元佑四年三月始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而蘇轍繼續在京任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等職。
元佑六年（1091）二月，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從杭州召還，五月到京。蘇轍改任尚書右丞，蘇軾又兼侍讀。八月蘇軾出知潁、鄆、揚三州。
元佑七年（1092）九月，蘇軾又從揚州召還，任兵部尚書兼侍讀，不久又遷禮部尚書兼端明、侍讀二學士，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位。蘇轍亦改任尚書右丞、門下侍郎，位居宰輔。
次年九月，太皇太後高氏去世，哲宗親政，熙豐時代的一批新黨人物陸續重新上台，政局重又發生“國是將變”的第二次逆轉。蘇軾不久被任命為定州知州，從此永離汴京不再重返，也標誌著他進入又一個政治上受挫蹭蹬時期。蘇轍亦於次年即紹聖元年（1094）出貶汝州、袁州、筠州，兄弟倆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了。
由此可知，在整個“元佑更化”時期，除了元佑四、五年蘇軾出知杭州二年，六、七年出知潁、鄆、揚三州一年外，他都活動在京都汴京。而蘇轍除短期出使遼國外，一連十年未離都門。元佑年間“蘇門”正式確立，這也是“蘇門”最稱活躍繁盛時期，而這一切又跟二蘇特別是蘇軾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因而也使“蘇門”的形成，不得不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是蘇門的核心成員。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當時即被稱為“蘇門四學士”。宋人《豫章先生傳》（見黃《山穀年譜》卷首）中雲：“公（黃庭堅）學問文章，天然成性，落筆妙天下。元佑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高郵秦少遊、宛丘張文潛、濟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相高，號四學士。”南宋人（傳為陳亮）又把他們四人及陳師道、李廌的文章，纂輯為《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故又稱六人為“蘇門六君子”。
黃、秦、張、晁當時並未任翰林學士或兼領其他殿、閣諸學士之職，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學土”，乃是因為時任各類“館職”。［館職，“館閣職事”的簡稱，原指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等機構（通稱崇文院）的官員。元豐五年，並崇文院入秘書省，因而秘書省著作郎、校書郎、正字等也稱館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七“蘇門四學士”條雲：“黃魯直、秦少遊、張文潛、晁無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秘書丞，少遊官秘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無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製，以秘書省官為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士為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別之。”錢大昕對“學士”的特定含義作了清晰的界說。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一也曾記載，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彭汝礪五人在元佑四年一起參謁常立（字子允），其名刺除彭為中書舍人外，黃、秦、張、晁四人“皆為館職也”。張世南把這當作一樁美談佳話來稱述的，足見“四學士”已為當時士大夫社會所注目。按照宋代的職官製度，學士院負責對謀求“館職”者的考試和選拔，而“四學士”中的幾位恰恰是由蘇軾任翰林學士時親手考核錄取的。元佑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軾和鄧溫伯共同召試學士院，主持館職的考試（見蘇軾《武昌西山》詩序，《蘇軾詩集》卷二七）。據王文誥《蘇詩總案》卷二七，此次召試，“拔畢仲遊、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並擢館職”。並雲：“畢仲遊字公叔，嚐從公（蘇軾）遊久矣，元佑初為衛尉丞，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九人試學士院，擢為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為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為太學錄，範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但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此次學士院應試者名單中，卻無黃庭堅，其事尚須進一步考證。）秦觀於元豐八年（1085）始登第，後於元佑五年亦在秘書省任職。《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三：元佑五年六月，“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校對黃本始此”。同書卷四六二：元佑六年七月，“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為正字”。
總之，“蘇門四學士”的最初含義，一是指他們四人並任“館職”，故稱“學士”；二是他們多經蘇軾親自考選，故為“蘇門”。所以“蘇門四學士”最初之組合為一個羣體，原本以他們和蘇軾的類似“座師與門生”的政治關係為主；但以後的發展和衍化，“蘇門”成了一個人數眾多，包含有政治、學術、文學等豐富內容的文人集團了。
“蘇門”確立於元佑年間，似成於一時一地，與北宋洛陽錢惟演幕府僚佐集團、歐陽修“舉子”集團有些相類，但實際上，蘇門的整個形成過程，卻具有迥異於前兩個集團的特點。洛陽錢幕僚佐集團的組成帶有偶然的性質，一時名士雋才聚集於錢幕，在此之前，他們之間並無交往；歐門主要以嘉佑二年的貢舉為契機，隻有部分成員（如曾鞏）則原已列入歐陽修的門牆。蘇門正式確立於元佑之時，但蘇軾與門下成員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卻早有交往，因而它的整個形成過程是層疊累積式的，他們相知相契的深度和彼此交往的密度都是超過以往的。以下分別考察蘇門的主要成員和蘇軾在元佑以前的交遊始末。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他是李常的外甥，又是孫覺的女婿。他祖父黃湜是蘇軾的同年。早在元豐元年（1078）以前，蘇軾曾在孫覺和李常處看到黃庭堅的詩文，讚之為“精金美玉”，稱其為人“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直目為“非今世之人”。（《答黃魯直》，《蘇軾文集》卷五二）黃庭堅也曾早見到過蘇軾，“故嚐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上蘇子瞻書》，《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躊躇不敢結識，失之交臂。元豐元年，蘇軾知徐州時，黃庭堅為北京國子監教授，殷殷致書蘇軾，“執禮恭甚”，表達了“親炙光烈”、求列門牆的意願，是為蘇黃定交之始。他隨函還附《古風二首》（《山穀詩內集注》卷一）為贄，兩詩“托物引類”，第一首以“紅梅”的“皎潔”、“冰香”比喻蘇軾清曠品格而不幸為人所忌，又雲：“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則是對蘇軾的勸慰和企待。第二首以鬆喻蘇，以菟絲自況，與鬆“相依”相賴而心存“遠誌”。蘇軾即以一書一信為報。其和詩《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蘇軾詩集》卷一六），則以“蟠桃”之“千歲終一嚐”比黃，期以大器晚成；又以“苦李”自喻，僅因無用而得全生而已。自謙又複頌人，分寸得當。嗣後書信往還、詩歌贈答不絶。直至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蘇軾自登州召還抵京，時黃庭堅正任秘書省校書郎，兩人始得會麵，交往益頻，過從更密。今存黃贈蘇詩有三、四十首，蘇唱酬黃詩亦近二十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蘇軾在元佑二年作《送楊孟容》詩（《蘇軾詩集》卷二八），以窄韻見長，並聲稱“效庭堅體”；黃即作《子瞻詩句妙一世，乃雲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子瞻《送楊孟容》詩雲“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即此韻》（《山穀詩內集注》卷五）：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
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
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
自宋人史繩祖謂黃氏此詩“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絶無取焉”（《學齋占畢》卷二）。蘇黃“爭名”之說遂流行，其實是不確的。（參看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謂其曹、鄶、楚之喻，暗含譏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與魯直為人不類。蓋曹、鄶、楚雲雲，自就詩之氣象言耳。”錢鍾書先生《談藝錄》第12頁謂史繩祖此語“深文周內，殊不足信。蓋自江西詩成派以來，餘子紛紛以薄蘇為事，史氏囿於風氣，遂作曲解”。）這裏恰恰反映出蘇黃之間對詩歌藝術的相互仰慕和敬重，也體現出黃詩在蘇門乃至元佑詩壇的突出地位。《宋史》卷四四四《黃庭堅傳》雲：“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蘇黃確是宋詩成熟時期兩位最主要的代表。蘇黃相交，義兼師友。蘇軾不僅對黃詩頗為器重，在政治上亦常援手。如元佑元年（1086）蘇軾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時，曾薦舉黃氏以自代，推頌黃氏“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絶當世”（《舉黃庭堅自代狀》，《蘇軾文集》卷二四），足見兩人相知之深和關係之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