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有舊鈔本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等一冊。此書由五個部分構成：
（一）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全帙，並附陸遊序、施宿序、跋等三文）；
（二）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殘本）；
（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十條左右，散見各處）；
（四）傅（應作“藻”）《東坡紀年錄》的序傳部分（約七百多字）；
（五）蘇軾簡明年表五頁，當係《四河入海》末尾所附《紀行之圖》的節本。
王譜、傅錄今存（前者見《東坡七集》本，後者見《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為通常流行之本，並不罕見。施譜久佚，公元1963年倉田淳之助先生始在京都舊書肆發現，即予購藏，並在1965年影印於《蘇詩佚注》，始得公之於世，引起不少研究者的重視。但《佚注》本施譜有缺頁和缺字數處，而蓬左本卻完整無損；何掄《年譜》雖屢見著錄和稱引，卻已早佚，而於蓬左本中首次發現，雖非足本，仍頗珍貴。要之，這一鈔本以施《譜》為主體，何《譜》亦甚重要，故擬定名為《東坡先生年譜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簡稱為《東坡先生年譜（外一種）》。
但這一重要鈔本，因封麵題為《東坡紀年錄》，故以傅藻《東坡紀年錄》著錄於有的圖書目錄；又因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前，冠有“大全集年譜五羊王宗稷編”十一字，有的目錄書籍又誤認施《譜》為王宗稷所撰。這個鈔本遂未被人們注意，長期沉晦不聞。
1984年11月，我在東京大學伊藤漱平教授的熱情幫助和陪同下，並得到其他日本朋友的提示，又蒙蓬左文庫的接待，得見這一鈔本。既喜施《譜》可睹全璧，複驚何《譜》重見於世，特將這一鈔本的概況，鈔者及其年代、鈔本的構成、價值等作一記述和考辨。
一、鈔本的概況、鈔者及其年代
這一鈔本係“駿河禦讓本”，有“禦本”圖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在駿府（今靜岡市）設有藏書庫，稱為駿河文庫。他於元和二年（1616）去世時，遺命將藏書分讓給在尾張等地的三個兒子，尾張的德川義直得到一百七十七部，建立尾張文庫。今蓬左文庫就是尾張文庫的後身。這些圖書即稱為“駿河禦讓本”，屬於蓬左文庫的貴重書。
此本為綫裝，共127頁，高26.8厘米，寬18.1厘米，以茶色紙為裱褙紙，裝訂完好。鈔本最後有題款雲：“應永二十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於龍阜之萬秀山下書了”。後人在其旁又有批注：於“應永二十七年”處，批注雲：“離慶長七年一百八十二年”；於“龍阜”處，批注雲：“南禪寺”。按，應永二十七年，為1420年；慶長七年，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鈔本年代為1420年，相當於中國明永樂十八年，而為日本室町時代足利四代將軍義持當政之時。
《佚注》本施《譜》和蓬左本的關係如何，鈔者的情況怎樣？這對弄清施、何兩譜的麵貌有很大的幫助。試將《佚注》本和蓬左本對勘，從內容上看，發現兩本原來同出一源，所據乃同一祖本；從筆跡上看，竟是同一鈔手。
先從內容上看。大致有三種情況：
（一）《佚注》本脫誤、筆誤之處，蓬左本亦然。如卷首陸遊序，據《渭南文集》卷十五，應作“然概不為識者所取”，“取”字兩本皆誤作“進”；“故雲‘新掃舊巢痕’”，“至如‘車中有布乎’”，皆奪“舊”“中”兩字。施宿序：“元佑來歸，所挾益大”，兩本皆無“所”字，而據施宿序文的另外兩個鈔件（均見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兩種的書批，一在卷九之前，一在卷十之前），應有“所”字，文句遂通順。施序又有“宣仁聖後用之而不能盡”句，兩本皆無“不”字，而據同上宮內廳之鈔件，應有“不”字，才使上下文意銜接。年譜部分嘉佑六年條，其時考官為楊畋，兩本皆誤作“孫畋”。元豐二年條，蘇軾的詩句應為“贏得兒童語音好”，兩本皆誤“贏”為“嬴”。同年，“差權發遣三司度支副度陳睦錄問”，“遣”應作“運”，兩本皆誤。元豐四年條，“詔熙河、鄜延、環慶、涇原、河東五路進兵大討西夏”，兩本皆缺“熙河”，則與下文“五路”抵牾。元佑四年條，“近日台官論奏臣罪狀甚多”，兩本“罪狀”皆誤作“罪伏”。元佑五年條詩題《次韻關景仁送紅梅栽》，兩本皆誤作“江梅”。紹聖元年條詩題《二十五日寄餾合刷瓶與子由》，兩本皆誤作“鎦合”。元符三年條詩題《晦夫惠琴枕接》，兩本皆誤作“接籬”；《遊南城謝氏廢園用使都經錢溪韻》，兩本皆誤作“遊北城”。最後施宿跋文雲“觀先生與劉沔書”，兩本皆作“劉”，而七集本《東坡後集》卷十四卻是“答劉沔都曹書”，作“”非是。這類事例還有很多，說明《佚注》本和蓬左本實同出一源。
此外，還有一些情況可以助證此點。
（1）是缺筆。如兩本皆以“惇”字缺末筆（各十多處）。
（2）是補改。如元佑七年條在“詩”欄上麵補寫《滕達道挽詞》一題，當係鈔者發現脫漏而自己補寫的。而此題正是《佚注》本所原有，補寫以後，兩本才能一致。
（3）是都用同一假借字。鈔者喜用假借字，不少字寫法相同。如元佑二年條“賜筵並賜禦書”，前一“賜”字皆作“錫”，後一“賜”字卻同作“賜”。熙寧四年條“始頒募役法”，兩本皆作“始攽”，等等。
從兩本誤異情況的驚人相同來看，隻能說明它們為同一祖本所出。
（二）《佚注》本不誤，蓬左本訛誤者。這種情況甚為嚴重，比比皆是。
（1）是錯字。如卷首陸遊序“韓、曾二相”，誤作“韓、魯”。施宿序“可以油然”，誤作“不以”。年譜部分熙寧元年條，“勸上以更法度”，誤成“勤上”。熙寧二年條，“安石又言不可，且誣先生遭喪販蘇木入川事，遂罷不用”句，不僅誤“販”為“敗”，而且重出“不可且誣”以下等十五字，熙寧三年條“仍舊職”，誤作“仍舊賦”，“未幾”誤作“未成”，“昭文相”誤作“照文相”，也重出“十月翰林學士使之”等八字。熙寧四年條，“又增定之”，誤“之”為“日”，“試為四場”，誤“試”為“誠”。
（2）是脫字。如陸遊序脫去“嚐”、“之”、“能”三字。施宿序“始請待製陸公為之序。而序文所載……”，脫去“而序”兩字。嘉佑三年條出處欄，脫去“先生居憂”四字。嘉佑六年條，不僅脫去“六年辛醜”四字的紀年，而且漏掉《鄭州西門外別子由》等四首詩的係年。
（3）是錯簡。如元佑三年條，宣仁太後與蘇軾對話一段，應在“出處”欄，卻羼入“時事”欄；而《夜直玉堂讀李之儀詩卷》等詩題，又鈔在“出處”欄。元佑五年條，“先生在杭州，浚西湖”雲雲，應是五年之事，卻錯置於四年之末；《上元次韻劉景文路分》等三首詩應是元佑六年時所作，卻又錯置於五年之末。紹聖二年所作《同正輔戲作》等九首詩，亦誤鈔入三年之初。這些錯簡之處，在《佚注》本中皆不誤。
（4）是塗改。熙寧八年“詩”欄，《孔長源挽辭》鈔寫兩遍，自行抹去其一，元豐元年《次韻王鞏留別》也是如此。元豐二年條，“且去”，自改正為“且雲”；“貧昏”，自改正為“貧民”。元豐三年條，《遊子由古律》，自改正為《迎子由古律》。元豐五年條，《送酒歌》，自改正為《蜜酒歌》等。
以上四類情況，《佚注》本中是罕見的，而蓮左本卻是大量、普遍的。這說明蓬左本書寫比較草率，《佚注》本則是認真書寫的正式鈔本。因此，我們在整理施宿《東坡先生年譜》時，應選擇《佚注》本為底本，較為恰當。
（三）《佚注》本或誤或脫，而蓬左本不誤不脫者。這為整理一本完整的施《譜》提供了重要的珍貴材料，我將在下文詳細論及。
再從筆跡上看。蓬左本為草本、《佚注》本為正式鈔本的情況，在兩本的墨跡上也充分表現出來：前者字跡潦草，後者工整端方。但是，細審筆畫意趣，竟出同一鈔者之手。試以陸遊、施宿兩序為例，兩兩對勘，筆意全同。這類筆意相同的例子，在年譜正文部分也是容易取證的，特別是一些具有個人特點的手寫體，更能證明。限於篇幅，不再列舉。
由此可知，兩本乃同一鈔手，因而前述兩本同出一源的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們已知蓬左本在應永二十七年鈔於南禪寺，《佚注》本殆亦同時同地（即使不鈔於同一年，也不會相去太遠）。小川環樹先生在《蘇詩佚注·凡例》中曾說，倉田先生所得之施《譜》，“審其字體書法，當是四五百年外物，則無可疑矣”。從1420年至1963年，相距逾五百年，所論極為允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