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筆揮灑玉成高格
——周海亮小小說創作簡論高軍
平時的交往中，感到周海亮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很多需要發言的時候他總是推脫，私下也不喜歡張揚。但是，他的為文卻是神采飛揚的。近年來，他以其奔湧的才情，寫作了大量各種文體的美文，小小說創作更是頻頻出彩。
周海亮的小小說最可貴的是時常體現出向善的生命與力量的品質向度。其實生活中處處存在著善，並不是像有些標稱先鋒的寫作者描述的那樣，人物的內心感情和外部動作冷酷、乖戾、病態。善是生活的一種本質，是人的一種本性，也是倫理秩序和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根本基礎。有善才有愛，才有讓人感動的根由和力量。善存在於普通的生活中，在每一個普通人的心靈深處，體現在我們身邊的一些細節中。文學有發現善的本領，引領善的責任，弘揚善的義務，倡導善的生命與力量。周海亮在這個向度上是不遺餘力的。如他廣受好評的小小說《刀馬旦》就是—篇溫馨的敘事歌謠，小說以刀馬旦精彩的表演入筆，與她演對手戲的武生看到她經常沉默寡言，就邀請她喝茶，後來得知她的丈夫曾想結束他們的婚姻，她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從關心進而喜歡上她，並以為找到了自己的愛情，但是刀馬旦堅決拒絕，後來到外地演出時發生火災，武生拚力從大火中救出了刀馬旦，二人終於坐進了茶館，在武生再次表白時，她邀請他星期天到家中去，武生上門看到她正在家中穿著演出服為癱瘓在床的丈夫表演著，在丈夫的喝彩聲中，武生與刀馬且進行了—次最成功的演出。作家以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和體驗世界，以溫暖善良的意願去接近普通人的內心世界，以刀馬旦的智性拒絕來激活人的感受和對愛情的忠誠、對苦難的承擔，作家讓人物真實可信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歡，深入到人性生存現實中善的境地。小說既寫了人物麵對苦難的勇氣和安閑，更氤氳出為苦難的世界帶來的安慰和溫暖，平淡而艱辛的生活因為人物的博大善良而變得美好，緊張的人物關係在作家的巧妙安排下，演變成了真，演變成了善，演變成了美，給生活帶來光明和溫馨，深深地打動了我們，讓我們感到一種和諧、體恤，讓我們真切感到生活天地中不是光有醜惡和殘忍，更存有愛和美。在小說的結尾，作家讓人心之善驅動敘事倫理的發展，緊張的對峙和衝突得到化解，充滿了動人的詩意，“刀馬旦朝他笑笑，不等了？武生說，不等了。刀馬旦說，真的不等了？武生說，不等了。”作家以誠摯謳歌人間的善，引領人們超越世俗迷茫，鞏固道德倫理。溫暖的感情敘寫，優雅而浪漫，把小說推向高潮，使小說有了一層金色的神聖之光，賦予了小說以感人的力量。讀這樣的作品，不啻聆聽一首莊嚴的善的安魂曲，在一種娓娓動人的悠揚樂曲聲裏，人生命中向善的那種本性被激活，並刺激這種向善的力量不斷滋生壯大。小說中的人物和人物的轉變真實可信，讀者也被帶入了一個溫暖的世界。小說寫得力透紙背，是作家對自己固有寫作風格和敘事模式的重要超越。
周海亮在給人以溫暖的同時，注重傾力對人性的挖掘，使他的小小說具有了豐厚度。小說必須突出創作主體獨特的個人體悟，細節具有超越的姿態並落實到超越於經驗性的層麵之上。《立秋》在寫法上力求出新，正麵寫馬排長英勇進攻打敗了敵方的親兄弟，兄弟倆各為其主，忠勇壯烈。戰雲消散，三弟臨終前，親情凸顯，囑咐照顧好娘。馬排長打勝了，可從此總感到特別冷，後來逃到台灣，住進了密不透風的豪華大宅，仍感到到骨到心的冷。小說選擇的敘事角度已經表明了，小說不是寫一種簡單的意識形態的判斷，而是立足於人性內容，這樣作家就找準了故事的敏感部位，運用了聲東擊西的智性方式，揭示那人性深處的複雜衝突和情懷。小說不動聲色，層層展開，落腳在人性的深入挖掘，拷問人性的矛盾和危機。兄弟倆都盡了忠，但卻不能盡孝，但這隻是一個淺層次的表露，作者寫的不是這個，作者寫的是回到內心的深層次的剪不斷、理還亂的親情和人性深處那尖銳的自我衝突、自我絞殺，小說異常豐實。細節上的殘忍，顯出故事的冷酷，也隻有這冷酷的敘事，人性的反思才更加真實，更能打動人。生與死的慘烈，更顯敘事功力。《二叔的胡琴》看似不經意的敘述著，二叔因會拉胡琴被選入縣京劇團，喜歡上一個唱花旦的姑娘，後被團長趕回鄉下，二叔仍自娛自樂地拉著胡琴，一年後縣劇團來演出，二叔在台下把胡琴拉得震天響，聽眾要求他上台，二叔與花旦演了整整一個下午，把花旦的嗓子都唱出了血，二叔折斷胡琴，再不拉琴。在那如泣如訴的胡琴聲中，作家冷靜地展示的是各色人生，裏麵有辛酸，有溫情，有無奈，有隱痛。作家動用了幾個鮮活的細節將平靜生活內部的各種艱辛和疼痛、人物內心的齟齬，把人物的情感傷痛以及淒婉無奈，表現得尖刻冷漠。作家以一種遊離的敘事姿態，鮮活地展現人物內心深處異常隱秘的精神狀態，凸顯出耐人尋味的審美意蘊，複雜的敘事倫理顯示了文體的紮實立足點。
周海亮是一個極具才情的作家，他的筆任意揮灑，皆能成文章，顯示出多種敘事格調。《丟失的夢》是一篇讀來令人震驚的充滿現實感的作品。母親總是念叨自己的夢，兒子也不厭其煩地聽著。與其說母親念叨的是夢，還不如說是對過去現實的回憶，父親當年為了救妻子和兒子被大水衝走了，這一幕在母親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創傷和感念，“槐年輕的父親，總是固執地在她夢裏出現”。母親整日生活在絮叨夢境的自說自話中，槐的一位學醫同學建議說：“她不需要夢，她隻需要更深的睡眠。”於是糊安照醫生的建議讓母親食宿，母親真的沒夢了，但母親說：“如果夢中不能相見，我靠什麼，活下去呢?”結構巧妙，細節鮮活，敘述克製，藝術上顯示出一種成熟的寫實風格。而《上帝的恩賜》走的是另一種路子，采用的是寓言風格，荒島上與世隔絕了幾百年的土著部落偶爾撿到一個酒瓶，被酋長青睞，並因曾嚇走巨蝽救了苗長更被認為具有神力的“上帝的恩賜”而供奉起來。多年後外敵入侵，土著被打敗，酋長帶人偷襲進行最後一搏時，卻發現敵人手裏都有“上帝的恩賜”，立即撤離，功虧一簣，並從此甘心情願地當奴仆。小說圍繞酒瓶這個道具的設置，讓人在強烈的體驗中，思考信與疑、存在與世界、現實與未來等一係列問題，機智幽默中包含的反諷性暗示引人追索寓言性故事背後的深意。《請求支援》則以聲部的轉換取勝，前麵寫得古樸、緊張，好似一場古代或異域的戰爭，畫麵逼真，有一種引人入勝的懸念感和緊張感，僅這些仍然是一種司空見慣，並不讓人覺得別致新鮮，但是作家的敘述腔調和情感態度改變了這一切，提升了小說的美學品味，在後麵主人公陷入絕境時，文本轉入一種舒緩的敘述旋律，讓人物向自己的母親求援，但讓人感到悲哀的是，孩子打的是一場網絡遊戲，而向母親求援竟是以要學費為名騙母親五百元錢來把遊戲打完，母親說：“好。我馬上照辦。”文本由熱到冷後，此時又由冷到熱，母愛凸顯之時，冷又隨之而來。作家耐心地展開敘事，細致地進行描寫，精心地使用語言，顯示出一種成熟的駕馭能力、審美氣質和藝術風貌，表現出一種恰到好處的分寸感和平衡感，顯得真實自然，讓我們看到了一種真實的人生和人心圖像，感到了更為有力的藝術衝擊力。而《巢》則以角度取勝，以一個傻子為主人公，構思巧妙，角度刁鑽，傻子原住的西城和一個大村落沒什麼區別，他就睡在草垛裏，後被推土機推走，他隻好來到東城，可推土機又追了過來，最後他隻好住在樹上，可一個開雜貨店的姑娘要男友趕走他，男孩用白色顏料隻在樹上畫了一個圓圈並在裏麵寫上一個“拆”字，傻子就一路淚水揮灑號啕而去。作家以深藏的溫情體貼，細致委婉地寫出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對人的擠壓，顯示出社會轉型時期生活在底層的弱勢群體的堅守和不斷退卻，為我們了解時代提供了信息，讓讀者感受到小說藝術特有的藝術魅力和吸引力。特別是結尾這一細節，那刺眼的白白的“拆”字，不但趕跑了傻子，更沉重地壓在了每一個人的心頭，有充分的回味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