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旅行的意義在兩點：撤離和遺忘，以及與之相背的“侵占”。一個人長久居住在他的出生地（這個出生地可以是一個延伸的地理概念），都會生出“出走”的衝動。一個身體與一個爛熟的地理廝守，身體也爛熟了，這非常類似於婚姻。人不隻是身體的代詞，還是靈魂的動詞。當然有出走衝動的，也包括肉體。我曾經與人談到“身體到”。我說我要能寫點好文字必須身體到。我說的“身體到“就是體驗。聽話的朋友歪曲了我的話，把“身體到”引向了情色。現在，我敢確定，旅行的實質也是“身體到”。先是撤離，丟棄，撤離出生地，撤離我們爛熟的地理、人群，把身體轉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因為陌生，便可以（可能）放縱。陌生的地貌、空氣、光線、氣味、風土人情，可以重新裝載你——你在出發的時候和出發的途中已經卸下了很多東西。
我寫過一個叫《向著黃金沉淪》的短文，暴露了我對出生地的不滿和厭倦，同時也暴露了我對自己老是放置在出生地的身體的不滿與厭倦。我是格外向往陌生地的。西藏、埃及、巴黎、好望角這些地名格外吸引我。純大自然的柔美和壯美，人類生存遺跡的久遠和生動，都是我渴望的。關鍵的不是“遠方在召喚”，是我要撤離“這裏”。遺憾的是，我16歲才離開出生地（以方圓二十公裏計算），18歲才去到省會城市，22歲才出省。2004年5月12日傍晚，當我走下飛機站在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我覺得我身體的轉移是曆史性的。後來走在南京路、城隍廟、外灘，湧現的依然是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對於一個經常飛來飛去的人是可笑的。在招待晚宴上，我的敬酒辭居然是“我到了上海，這是我的大事”這樣的蠢話。現在想起，也不覺自己是土包子，倒覺得我說出的話是發自內心的。去上海穿過的鞋早已破爛，卻沒舍得丟棄，我把它看成是載我去過遠方的船。那一次，我還去了烏鎮、西湖、太湖、寒山寺，坐在西湖邊的椅子上，我跟遠在四川的女兒說了很久的話。我終於沒有撤離得徹底，一個從自己身體裏發出的芽留住了我。我的身體到了，且感覺是我個人的一個“偉大的到”，於是有了《被瓦解的美麗的江南》這篇文字。這篇文字隻是感官抽象的芽或花，其實還有很多細節被忽略了，比如在杭州仿宋街躑躅的那個下午，在西湖畔獨坐的那個黃昏。
張承誌在他的《如畫的旅程》中說：“真正有美的有意味的長旅中，應該有艱苦，有饑餓和幹渴、襤褸和盤纏罄盡。路線應是最底層民眾的活動路線，旅人的方式應當同他們謀生的方式一樣。”我不讚成張承誌說的這種“受難式”的旅行，它是帶有野心的。也許那野心在很多人看來是崇高的。
我喜歡我的一個熱愛旅行的朋友說的那種“常態”。一個人的旅行的常態，旅途看見的風景與人居的常態。我甚至讚成那麼一點點豪華與奢侈，因為適當的豪華與奢侈可以維持感官的活力。旅行要變得生動有穿透力，感官的活力是不可衰竭的。
讀茨威格自傳《昨日的世界》，就非常羨慕他的旅行，他的旅行倒是帶著巨大野心的，但那巨大野心卻是純粹人性的和藝術的，非常地真誠，即使是被迫的，也充滿了神來之筆。好些藝術家的旅行（包括旅居）都是被迫的，比如布洛茨基，但他們都捕捉到了比自由旅行者要多得多（也要有意思得多）的風景。身體到，靈魂到，同時又把陌生地當作自己的家的人才可能有如此傑出的旅行。這要求你的身體和靈魂都必須是世界的，而非愚蠢、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