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們平武，尼蘇一直是一個神話人物——幸福的神話人物，她是因為接觸過神——見到過毛主席，還被毛主席問過話，上過當年的紀錄片《光輝的節日》——被神化的。真的是“被毛主席問過話”，不是“與毛主席說過話”——毛問她的時候，她羞澀、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但我知道尼蘇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白馬女人，她體會到的是一個白馬女人活在世上的辛酸苦辣，神話不過是人們強加給她的一種想當然的政治抒情。
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寫縣誌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尼蘇。最早是在一本地方史料中看見她年輕美貌的照片。她受到毛的接見、被說話也編入了1997年版的縣誌的《大事記》。從那時起，我便想見見尼蘇，見見照片上那位年輕美貌、氣質不凡的白馬女人。我隻是想見見，並沒有去打聽，便一直不知道她住在哪裏、在幹什麼。在我的想象中，這樣的一位少數民族女性不是住在省城，也是住在市裏。在想象中，我感覺到了與尼蘇的距離，這個距離是當年的我還無力跨越的。所以見尼蘇，僅僅是我個人的隱秘的衝動。
在後來的時間裏，特別是在我想到要寫一本關於白馬人的書的時候，尼蘇會浮現出來。照片上的身穿裹裹裙、頭戴白氈帽、插白羽毛的漂亮尼蘇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符號，一個被政治化的羅曼蒂克的白馬女人的符號，也是我們國家少數民族婦女在毛時代的符號。這個符號在褪去光鮮之後慢慢呈現出鏽跡，並顯示出沉重哀傷的氣質。
書遲遲沒能完成，尼蘇便也始終藏匿在謝幕的時代背後。謝幕的時代往往才是真實的，褪去人造光，還原成山水、石頭、木頭、牛羊、蕎麥、青稞、洋芋、水磨坊這些自然的物件。就是不能置身在這些物件當中，不得不和它們保持一種距離，那麼，能夠送送孫輩、買買菜、散散步、在陽台上看看星星，也是真實的。隻是老了，青春不複返，中年的健康不複返，身子骨完全沒了那個時代的原始的欲望和痕跡——作為紀念。
當時間的掃帚掃除掉時代的塵屑，漸漸把偉大還原成平常，我遺忘了尼蘇。這遺忘是我一個人的，也是一個時代的。我個人的遺忘完全是因為聖光的消退；時代的遺忘則如河水改道，把一個漂浮物遺棄。
2.2009年8月17日下午，我在岷山深處奪補河畔一個叫祥述家的白馬人山寨第一眼看見尼蘇，她跟另一位白馬老嫗從我住的楊麻格楊老師家的院前經過。我剛到祥述家擱下行李，坐在楊老師家的木樓下喝水。地震後這裏差不多就沒有遊客了。我在午後的高原陽光裏感覺到的是巨大的熱烈的寧靜，與我記憶裏遊客如織、徹夜歡騰的情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當楊老師的小兒子齊偉他告訴我，走在陽光裏的其中一個女人就是尼蘇時，我並不知道哪一位是尼蘇。兩個女人，一個是白馬人的穿著，一個是漢人的穿著。她們背著背篼，並排走過去，一點不回避熱辣的太陽。
尼蘇出現了。我望著兩個女人的側影。
尼蘇在，自然生出了采訪尼蘇的想法。把這個埋藏了十幾年的想法告訴齊偉他，齊偉他說他們家和尼蘇是親戚，他可以帶我去。我問齊偉他什麼時候可以，晚上行不行？齊偉他立即麵露難色，說尼蘇很忙，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
“很忙？她這麼一把年紀，還忙什麼？”我有些不解。
“忙豬啊，忙牛羊啊，忙地裏啊。”齊偉他說，“都是替兒孫忙。兒子格波塔的兩個女兒一個在綿陽打工，一個在北京打工，格波塔的家，格波塔的大女兒嘎介波的家，都要人照看。”
我問齊偉他尼蘇今年多大歲數，齊偉他說有七十幾了。可我覺得，剛才看見路過的兩個人的麵目，兩個人的側影，都不像是上七十的。
到寨子裏去走。走尼蘇剛才走的路，朝著尼蘇去的方向。太陽光依舊強烈，間或有木樓的影子投在路上。我快步走過太陽光，停留在木樓的影子裏觀望。我是第三次來祥述家。不算路過。第一次是陪詩人蔣雪峰、劉強一行，記得活吞過一條羌活魚，晚會結束遊人散盡，與雪峰圍著餘火對飲到淩晨，回去寫了《在祥述家抵達詩歌》。第二次是陪安昌河跟峨影廠的導演。這一回，震後第一次來，成了祥述家唯一的遊客，可以獨享它的寧靜和寂寞。寨子顯得異常地空寂，偶爾遇見一兩個人從對麵走過來，水泥路熱燙燙的，行人的眼神卻是悠閑清涼的。看見院落牆邊睡覺的狗，或者是水泥地上玩耍的嬰孩，都是一律的閑靜。
看見一條小徑通向奪補河，便走過去。小徑的一邊是木樓，一邊是菜地。有木柵欄隔開了小徑和菜地，我知道是為了阻擋牛、馬、羊去糟蹋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