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後柏格森先後擔任了幾所中學的教員。同時抽機會到大學裏擔任臨時講師，在任中學教師期間，他曾仔細研究了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的哲學著作《物性論》，研究成果發表後，對喚起青年研究古典文學的興趣起了重大作用。在深入進行哲學研究的基礎上，他撰寫出第一部哲學著作《意識的直接材料》（20年後英譯時書名改為《時間與自由意誌》），1889年他將此書提交巴黎大學應試，獲文學博士學位。
1898年，39歲的柏格森回母校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任講師。1900年柏格森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法蘭西學院是一所曆史悠久，直屬國家教育部，以自由講座形式傳播知識的最高學府，內設哲學、理科、文史三大部，共數十個講座。柏格森先後任古希臘哲學講座、現代哲學講座主講20年。他的講課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思想深邃、文辭美妙、論辯有力、姿態優雅，他的講演牢牢地吸引住聽眾，深深地打動聽眾的心靈，令聽眾讚歎傾倒。他講課時，常常在開講前兩三小時就有人趕來等候，聽課者有教授、大學生、神職人員、政府官吏、軍官、社交女人，有法國人，也有外國人。不僅課堂上座無虛席，而且門口、窗戶、甬道、講台邊都擠滿了人。柏格森講演時，聽眾寂然無聲，猶如在教堂裏祈禱。講演完畢，聽眾報以狂熱的掌聲。1921年，柏格森62歲，退休。
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期間，柏格森被選為全國最高名譽學術機關“國家學院”的“道德學與政治學學士院”學士、“國家學院”的首腦部分“法蘭西學土院”學士。
柏格森分別於1900年、1904年、1911年出席了第一、二、四屆國際哲學大會。
1908年柏格森到倫敦，見到了在英國講學的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初次晤談，柏格森的才智就令詹姆斯深為歎服。詹姆斯遂在講課中增加了介紹柏格森哲學的內容。詹姆斯回國後，慫恿並幫助自己的朋友翻譯了柏格森的著作《創造的進化論》，並打算親自為之作序。1911年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實用主義》譯為法文，柏格森為其寫了題為《真理與實在》的長篇序言，以悼念上一年（1910年）謝世的朋友詹姆斯。
20世紀初的頭20年中柏格森多次赴英國、美國講學。
柏格森老年患了風濕病，閉門謝客，但仍篤學覃思，著述不輟。69歲那年即1928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獎金由法國政府官員送到柏格森寓所，其夫人出麵代接。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揮軍西進，勢如破竹。1940年6月巴黎被攻陷。老病中的柏格森因山河破碎，心情格外沉痛、淒慘，病情陡然惡化，於1941年元月4日與世長辭。
柏格森在其60多年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寫下了大量的哲學著作。除了早期的博士論文外，重要的還有《物質與記憶》（1896年）、《形而上學導論》（1903年）、《創造的進化論》（1907年）、《道德與宗教的兩個源泉》（1932年），以及彙集平時論文、講演稿而成的“專論與講演”兩集，一集題為《精神能力論》（1919年），另一集題為《思想與動力》（1934年）。通過這些著作，柏格森建立了一個以頌揚生命、倡導直覺、貶斥物質和理智為中心內容的反理性主義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他的哲學中雖有合理的思想，但就其主導傾向而言，是與現代的科學精神、唯物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馬克斯·韋伯
馬克斯·韋帕，1864年4月21日出生於德國愛爾福特一個經營麻紡織工業的家庭。他的父親是“民主自由黨”的普魯士下院議員、帝國議會議員。母親是一個正統的加爾文教信徒。老韋伯倔強、執拗，要求妻子和孩子們在家庭中絕對服從他，夫妻倆因此感情不和。
1881～1884年期間，韋伯在海德堡大學學習，同時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之後，在柏林大學完成學業。韋伯早年攻讀法律和經濟史，20多歲時曾擔任一名律師的助手和大學助教，直到1893年，1895年，他在弗賴堡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1896年，在海德堡大學任教。期間完成關於古羅馬土地史和中世紀貿易行會的發展等論文，以後又為德國最重要的學會——社會政策聯盟作了德國東部土地問題綜合分析等論文，並參加了左翼自由基督教社會聯盟活動。
韋伯是一個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正義感的民族主義者。1895年，在弗賴堡的一次演說中，他尖銳指控德國容克貴族，諷刺他們是曆史的渣滓。他對自由黨持批評態度，指責自由主義已是一個衰頹的運動，並提出了“開明帝國主義”的概念。
1897年，韋伯的父親去世，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1898年春，他患了神經衰退症，自此連住了5次院，病愈後出外旅行，療效也不是很大。由於情緒上的紊亂，他常常無法工作，有時，不得不一連幾小時坐窗口修剪他的指甲。直到1903年健康狀況有所好轉，他才恢複了研究工作。韋伯大器晚成，他的重大成就都是在病重到逝世這十幾年間作出的。
韋伯最有名、最引起爭議的一部著作是《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該書根據統計數字，說明了德國資本主義興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的相互關係。他並不否認在加爾文以前早已存在資本主義企業，他也了解存在發展資本主義所必備的其他物質和心理條件，但他認為，在加爾文主義出現以前，資本主義興業精神一直受到教會中流行觀念的敵視，因而不能充分發展。他認為，過去的宗教信念從未使人們設想，財富的積累是神的永恒恩典。清教徒參與了建立現代經濟生活龐大機構的行動，它必然要主宰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價值。除了揭示宗教思想在社會結構中的廣泛影響，並且探索宗教信念所導致的許多意料不到的後果之外，韋伯也考慮了社會組織後果問題。他因此以最早研究組織結構的學者而聞名於世。
1910年，韋伯幫助德國建立了社會學會。他運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經濟史和文化史，他還對印度和中國宗教文化進行分析，並把它們與西方宗教進行對比。後來，他又發表了《經濟與社會》一書。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種方法論，論述了一係列探討宗教社會學、政黨和小群體行為社會學以及曆史哲學的論文。可以說，現代社會學說，多是從韋伯的著作發展而來。
由於韋伯的文章多數刊在隻有專家才能閱讀的學術刊物上，他的影響在他死後才顯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