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就是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這是人類亙古以來的共同情懷。自國家產生後，任何人的生存、成長，都和國家、民族的興衰成敗息息相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從古希臘盲詩人荷馬的“為國捐軀，雖死猶榮”，到波蘭鋼琴家肖邦的“愛祖國高於一切”，體現的都是綿延不絕的愛國情懷。愛國是一種天然的樸素情感，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愛國不分先後，愛國不論大小。“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的壯烈是一種愛國情懷，“采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些小行為，也是一種愛國之舉。和平時代，少了許多“拋頭顱，灑熱血”的血雨腥風，平平淡淡才是真。因此，常懷愛國之心，常思報國之誌，就不能僅僅盯著轟轟烈烈的英雄壯舉，而是要從點點滴滴的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把愛國之情轉化為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動，體現在工作和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當國歌奏響、國旗升起，就要保持莊嚴肅穆；當出遊在外、與人交往，就要體現文明素質；當讀書學習、投身工作，就要立足幹好本職工作。一句話，點點滴滴見證愛國之情。很難想象，一個平時髒話連篇、亂闖紅燈、不求上進的人，會有多少愛國情懷。當然，我們所提倡的愛國主義，決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應該是理性的，愛國還要守法。愛國主義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什麼事都可以幹，動不動就砸進口車，甚至動手毆打骨肉同胞，這隻會讓“親者痛，仇者快”，走向以“愛國主義”為名的極端民族主義。
艱難回國路
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國界。
——[俄國]巴甫洛夫
1935年8月的一天，錢學森從上海乘坐美國郵船公司的船隻離開祖國。黃浦江濁浪翻滾，望著漸漸模糊的上海城，錢學森在心中默默地說：“再見了，祖國。您現在豺狼當道，混亂不堪，我要到美國去學習技術，他日歸來為您的複興效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準備，終於到了報效祖國的時候。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那時，錢學森已是美國大學的終身教授和實驗中心主任。他配備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術設備，享受非常優裕的生活條件。夫人蔣英也在音樂界享有盛譽。但祖國的召喚，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優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乘坐加拿大班機離開美國。但是，美國方麵敵視中國，怕錢學森回國對他們不利，就千方百計地阻撓。美國海軍次長還惡狠狠地說：“我寧肯把他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他知道地太多了，一個人可頂五個師的兵力！”於是，美方無中生有，說錢學森是中國間諜，美國國防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通過海關扣留了他。之後，美國司法部簽署了逮捕令，錢學森失去了自由。後來雖然被釋放了，可又遭到嚴密監視。
錢學森沒有屈服，向美方提出嚴正抗議，回國的決心更大了。他一方麵繼續著自己的科學研究，一方麵堅持鬥爭，尋找回國的時機。1955年5月，他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關於中國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消息。
錢學森立即給陳叔通寫了一封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的信，夾在蔣英寫給她在比利時的妹妹的信裏，悄悄地寄了出去。陳叔通接到信的當天，就把信送交給周恩來總理。當時，中美正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王炳南大使根據總理的指示與美方交涉。開始，美方不承認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但當王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時，美方才啞口無言。最後，美國政府隻得無奈地允許錢學森回國。
在美國的20年裏，錢學森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他回憶說：“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裏待下去。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之後用。我一塊美元也不存，許多人感到奇怪。其實沒什麼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55年9月，錢學森全家登上“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到達北京後的第二天清晨，他帶領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仰望著雄偉的天安門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他無比激動，興奮地說：“我相信我一定能回來，現在終於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