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理學受到自身發展以及西方文化的衝擊，並獲得了涅槃式的新發展，但孕育於理學的封建禮教卻開始走向衰微，然而，由於封建禮教思想已經滲透於傳統家庭教育中，所以，它又形成了束縛人們行為的家庭禮製。
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發展的後期，君主專製製度的空前加強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都顯示了舊製度的衰落和新的社會因素的產生。在經濟領域，江南一帶的市民工商業者已經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成為社會上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思想領域，則出現了反思傳統儒家思想、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潮。李贄、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等人是這股文化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李贄，可以說是明代思想界的“異端”，他是中國曆史上反封建傳統、反封建禮教、反權威主義，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對後人反傳統權威、反君主專製、反封建禮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啟蒙作用。他挑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批判道學家的虛偽，他認為，是非應隨時代變遷發展而改變，不應以孔子的話作為永久不變的定論。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其中黃宗羲有力抨擊君主專製，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一家之法”的限製君權的主張。顧炎武則倡導經世致用，關注現實的國計民生，反對空談性命之學。王夫之更強調世界的物質性，批判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唯心主義世界觀。這幾位思想家的主張與程朱理學專注於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和封建禮教有很大不同，它們體現了時代的要求，激發了先秦儒學中的積極因素，使儒學擺脫了“理學”的禁錮，可以說，它們動搖了封建禮教在社會政治領域的統治地位。但是，封建禮教並沒有完全淡出人們的生活。
曾國藩是晚清的重臣，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同時，他自幼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試圖挽救日漸消亡的理學，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他很重視“禮”，而且宣揚以“學禮”為“經世之術”。首先，他用“禮”呼籲地主階級及其武裝力量“謹守準繩，互相規勸”，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次，他用“禮”來“辟異端”，以使“人人納於軌範之中”，維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秩序。總之，曾國藩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既用於維護家國的安定統一，也被用來當做鎮壓農民革命的依據。曾國藩堅持傳統禮製的基本精神，維護舊的社會秩序，也限製了自身變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此外，明清時期，由於統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考試方法，要想有所作為，人們必須讀程朱理學注解下的“四書”、“五經”，所以，這些讀書人的思想仍然被禁錮著。
在對待女性的教育以及地位方麵，明清時期幾乎沒有什麼改觀。“三綱五常”、班昭《女誡》中的“三從四德”等仍然是主流觀念，而且，明代的時候流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這種思想使許多女子不能讀書識字，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也無緣去改變自己的思想與命運。
不僅如此，在明清時期還流行著一些“家訓”、“鄉約”，這使得家庭教育受到了禮教的約束，可以說，相對於宋代時統治階級用禮教控製人們，明清時期，禮教在家庭中的影響更明顯。
總而言之，儒家的禮的思想，到了明清時期人們學到的更多的是它的表麵的製度化的東西，禮的真正內涵並沒有被人們所領悟。也正因此，“禮”在這一時期受到了來自於內部與外來文化的雙重衝擊，並在近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首要攻擊目標。
延伸閱讀
班昭和《女誡》
班昭（約49—約120），字惠班，又名姬，東漢扶風安陵人。班昭身世顯赫，父親班彪是當時有名的史學和儒學大師；大哥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二哥班超投筆從戎後，兩次出使西域。在父兄的影響和鼓勵下，班昭從小就熟讀儒家經典和史書，長大後成為班氏家族中博學多才的才女。她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是她所寫的《女誡》一書。
《女誡》共七篇，本是用於教導班家女兒的私家教科書，不料寫成後卻被人們爭相傳抄，不久便風行全國各地。在“卑弱”篇中，班昭認為女性生來就不能與男性相提並論，應該恪盡本份。在“夫婦”篇中，認為丈夫比天還大，須敬謹服侍。在“敬慎”篇中，主張女子應當無條件地順從丈夫。在“婦行”篇中，規定了婦女四種行為標準，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在“專心”篇中，強調“貞女不嫁二夫”。在“曲從”篇中，教導婦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來順受。在“叔妹”篇中，說明與丈夫的兄弟姐妹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