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儒道、玄學、道教、佛教各種宗派紛呈，儒學地位削弱；唐代後期，儒家開始有所複興，到了北宋後期，出現了儒學發展的高潮——理學，其中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倫理道德思想被製度化後形成的封建禮教開始了它的深遠影響。
自從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得儒學成為國家思想的正統後，禮也再一次得到了重視。但是，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儒學再次受到了衝擊。這一時期，玄學、道教都在中國本土上蔓延發展起來，佛教也傳入中國，他們與儒學相互排斥、相互衝突、相互吸收又相互融合，中國的思想文化由此得到了多角度的發展與深化。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推動了儒學的發展，儒學的複興再次開始萌發。到了兩宋時期，儒學以一種嶄新的姿態——理學出現在了人們的麵前。
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它產生於北宋，盛行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中期以後逐漸衰落，但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之所以稱為“理學”，是因為宋代儒士解經，大都不顧舊有的傳與注，往往拋棄傳統的訓詁義疏，直接從經書原文中闡釋性命義理（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稱為“性命義理之學”，簡稱為“理學”。
理學的興起與宋代的政治特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五代的長期分裂和混亂，破壞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綱常鬆弛，道德式微，這不利於大一統政治的穩定和鞏固，因此，宋代統治者一開始就倡導尊儒讀經，宋代的儒學複興便由此而形成。
北宋時期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是張載，他提出人要通過“學禮”、“克己”、“寡欲”來變化人的氣質，他認為禮不僅是一種外在後天的道德規範，還是一種先天的天地之德。因為學禮就能守性，返回自己的本性。此後的程顥、程頤更是將“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二程學說的出現，標誌著宋代理學思想體係的正式形成。
朱熹繼承了張載和程頤、程顥的思想，建立了以“三綱五常”為天理的倫理道德思想體係。朱熹把“三綱五常”誇張成充斥於天地之間的最高法則，“宇宙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他還說：“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這樣一來，“三綱五常”既約束著人的思想，同時規範著人們的行為，成了封建禮教的教條。這樣自然也維護了封建統治者的利益，於是被統治者盡可能地利用著。
不僅如此，經過程朱理學的發展，商周時期就有的男尊女卑思想變成“三從四德”，給女性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鎖。“三從”指“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指婦女要謹守“婦德、婦容、婦言、婦工”。在這種要求下，婦女沒有社會地位，男女之間極度地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在婚姻上表現得尤其明顯，以至於到了宋朝末期，婦女“節守貞操”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在此基礎上，統治者還對那些付出很大代價“節守貞操”的婦女給予立“貞節牌坊”的“表彰”，女性從思想到身體受到進一步的禁
錮與約束。總之，宋代理學將一種思想變成了一種製度化的“禮”教，並被社會普遍認同
與傳播著。可以說，宋代是“禮”的繁榮
期，卻是人的自由的禁錮期。
延伸閱讀
理學的奠基人之“二程”
“二程”指程顥（1032—1085），字伯淳，又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學奠基者。明末徐必達將程顥與程頤的著作彙編為《二程全書》。
“二程”是河南洛陽人，他們長期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所以，人們將他們的理學學派稱為“洛學”。從內涵而言，“洛學”屬於宋明理學中“理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也稱作“理學”（狹義的），後來與朱熹之學結合而稱作“程朱理學”。二程“洛學”的思想核心，就是高揚孔孟儒學的精神，強調道德原則對個人和社會的意義，注重內心生活和精神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