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關於“禮”的思想有過禁錮，也有過發展，還有過禁錮中的發展，即“三綱”“五常”思想的提出，這種思想將“禮製”引向了“禮教”，對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深遠。
秦統一六國之後，在思想領域，儒家和法家圍繞著分封製與郡縣製、師古與崇今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為了加強專製統治，采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如果有人敢談論《詩》、《書》的要處死，以古非今的要滅族；同時禁止私學，如果想學法令就要以官吏為師。當時，除了醫藥、種樹、卜筮之書外，其他各種文化典籍都被焚燒了。第二年，兩個術士（修煉功法煉丹的人）侯生和盧生暗地裏誹謗秦始皇，後來逃跑了。秦始皇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派禦史調查，後來抓住了犯禁的460多人，這些人全被坑殺。這兩件事合稱“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事件雖然促使國家在短期內達到了統一思想的目的，但是它並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不利於社會發展，不僅如此，“焚書坑儒”還對中華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不僅造成了大量曆史文化典籍的失傳，而且也封閉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
這種狀況在漢代得到了緩解。劉邦立國之初，自己以及手下部將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群臣經常在宮殿之上喧嘩爭功。麵對這種情況，儒臣叔孫通建議設立禮儀法度，以明體統。這一建議得到劉邦的采納。於是，叔孫通參考古禮、秦儀，製定了漢初朝儀，恢複了儒家的禮製，滿足了天下初定要求秩序穩定的需求，這實際上為儒學的複興打下了基礎。
在對漢代“禮”的思想的發展方麵，陸賈、賈誼、董仲舒等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陸賈是漢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劉邦一統天下後，命令陸賈總結秦亡漢興的原因和自古以來國家成敗的經驗教訓。陸賈就“著二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在《新語》中，陸賈認為，人都有禮儀之性，但由於受到情欲的幹擾而不能自覺遵守禮儀。因此統治者必須對人們的“情欲”加以約束和規範，同時通過道德教化去啟發和強化人們固有的“禮儀之性”。至於如何做，陸賈說，應該尚德而不尚刑，尚儉而不尚奢。他提出的這些主張符合漢初社會和統治集團的普遍心理，所以得到了劉邦的稱賞。
賈誼是漢文帝時的人，著有《新書》。賈誼在思想上受荀子的影響很大，他提倡德教，主張“以禮為治”。賈誼提出，禮儀和法令都有禁邪惡的作用，但禮儀不僅優於法令，而且還有勸善扶正的作用。即人們在禮儀所提供的外在行為規範和內在價值取向的約束和引導之下，定會“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這是法令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境界。
提到董仲舒，肯定會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確如此，董仲舒在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上功不可沒。他是漢景帝、武帝時期最重要的儒家學者，有《春秋繁露》一書傳世。同賈誼一樣，董仲舒也主張“以德化民”，認為應該先用“先王禮樂”對百姓進行深入教化。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論”，在此基礎上，君權神授就理所當然。於是，就有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這是對封建等級關係和倫常秩序的概括。在此基礎上，董仲舒還把仁、義、禮、智、信定為“五常”作為調整這種關係的基本原則。“三綱五常”的確立，不僅使統治者有了精神支柱，也為以後封建禮教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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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和“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廣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縣廣川鎮）人。在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哲學思想的基礎是“天人感應”學說。他認為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幹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董仲舒把天視為至上的人格神，認為天子如果違背了天意，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天人感應的思想在漢代曾占據統治地位，它一方麵對無限的君權進行了限製，同時也為封建專製製度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