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分與天下觀念
中國人的國家概念與“天下”概念有部分的重合，在某些場合，中國人所謂的天下就是指自己的國家。例如《三國演義》開場白：“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的“天下”就是此意。按經典的說法，天下之中心為華夏，周邊為四夷，華夏為主體，四夷為附屬。“中國”這個在《禮記》《漢書》中就已經出現的特殊的稱謂，相當典型地表現了古文化中的華夏中心觀。四夷以距中心的遠近，沾濡王化的多少，與華夏發生差序關係，近者朝貢，遠的僅僅聞名而已。明代來華的耶穌會會士“西儒”利瑪竇曾在中國見過這樣一幅地圖：大明帝國十五個省，被畫在地圖中央部分，在其四周所繪出的海中，散布著若幹小島。在各小島上填上當時中國人所曾聽說過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名字。而所有這些小島加在一起的總麵積，還不如中國最小的省份麵積大。這種地圖，很形象地點出了中國人天下觀的輪廓。但是，曆史的實際卻並不如此，“狄夷”並不安於四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胡人”屢次踏入中土，稱王稱帝。到了五代，漢族政權首次向契丹稱臣（後晉），繼而南宋也俯首於女真人的金朝，至於元與清，則明明白白是統一天下的少數民族王朝，所以，華夏正統的天下觀到了清代，已經不得不加以修正了。
清朝統治者入關不久就開始強調自己是中華正統，並對傳統的天下觀和夷夏觀加以官方修正，一方麵把天下觀悄悄改為不以種族，而以地域為特征，即誰入主中土，誰就是天下的承擔者，另一方麵借官修四庫全書之際，大量刪去關礙的“胡”“狄”字樣。時間久了，清統治者也去掉了狄夷的自卑，到了晚清，英國人打進來時，官方文書已坦然稱英人為“英夷”了。雖說清朝的這種官方修定對士大夫有很大影響，且迫於文字獄的壓力，他們不得不忌口。但是對於鄉土文化，官方的文字禁忌卻很難奏效。嶽飛抗金，楊家將抗遼以及羅通掃北、薛仁貴征西等戲曲小說照樣在民間流行公演。下層社會很奇異地分成了兩塊，絕大多數老百姓漸漸習慣了滿族貴族的統治，卻依舊接受明顯具有傳統華夷之辨內涵的戲曲教育；而少數身屬幫會的遊民和農民，雖然意在結社互助，在社會邊緣自存，卻打定了“反清複明”的旗幟。無異，兩者思想意識深處都有傳統的夷夏觀和天下觀的輪廓。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時期，這種輪廓借助於農民政權而鮮明地凸現出來。傳教士富禮賜的《天京遊記》寫道，他在天京天王府的門房裏見到一幅地圖：中間一大塊方地是中國，中國當中的方地是天京；沒有北京的存在，日本隻是一小點，在西北方的兩個小島，分別被標上了吉英利和法蘭西。這種地圖，可以說是利瑪竇在兩個多世紀前看到的那份官方輿圖的農民版。
同士大夫相比較，農民的天下觀要直觀一些，浪漫和想象的成分也更多一些。在他們看來，天下的分成中國和外國的，中國是主，外國（蠻夷）為輔，雖然外國有時也十分狂妄，妄想讓中國稱臣，但戲曲小說裏從不把外國的國主稱為皇帝，有時還稱為“狼主”。盡管事實上“胡人”在與中原王朝的戰爭中不知掠去了多少子女玉帛，而且總是漢族王朝嫁出公主“和親”，但在民間戲曲小說裏，但由與外夷征戰，總免不了會有對方的公主傾羨於漢人將領，以致私配終身，不顧父母之邦，反而向著漢人（楊四郎、嶽家小將、羅通等都有這般豔遇）。這是用虛幻的男女關係暗喻華夷的主從地位。
農民的夷夏之分同樣是明晰的。凡涉及諸夷，和平共處時少，爭鬥打架時多，因為民間戲曲小說就是這樣一種格局。作為遊牧民族擾亂中原農業秩序這種曆史經驗的直觀反映。“外國人”（外族人）的存在，似乎就意味著不祥或災難，他們本應臣服於中國，可卻屢屢狂妄自大，想要中國反過來當他們的附屬，每次進攻中原，總導致生靈塗炭。而且這些外國人還非常難以打敗，須得忠臣良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可奏功，有的還失敗於外敵與內奸的勾結之手（嶽飛、楊令公）。對外戰爭往往牽扯到國內的政治鬥爭，民間戲曲小說裏的忠奸之分，往往都具有愛國與賣國的意義。即使以和平方式出現的外國人，也不是什麼好事，民間故事裏常有這樣一類，外國使節總是到中國來出難題，為難中國的滿朝文武，如果被難住了，那麼中國就要向他們朝貢。
總而言之，天下觀和夷夏觀是農民政治意識中受上層文化影響最多的部分，士大夫的這兩觀的底蘊是文化中心主義。農民雖然而沒有士大夫那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自負，但是他們無疑也是樂意相信自己文化的優越性，容易產生對外國人的鄙視乃至敵意。特別是到了民族矛盾非常突出的近代，當農民與外國人最初接觸時的純樸善良的好奇心平複之後，外國人所帶來的實際損害與可疑的行止，極易喚起潛伏於他們心靈深處的華夷之辨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