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夷之辨凸現的同時，農民對國家與朝廷的關心程度明顯增加了，國事的治亂、國運的盛衰以及朝廷的尊嚴都漸漸成為往昔~“政治觀眾”在街頭巷尾，瓜棚豆架下的話題。民眾的打洋反教宣傳，一般都能維護朝廷的形象。在有案可稽的反教揭帖、告白中，除了極少數幾份雜有“去清服明”字樣的外，均未有“關礙”朝廷的字樣和文句。非但如此，農民還不斷流露出對洋人“謀朝篡位”的擔心。一份假托法國使臣名義的反教告白，雖然其作者很拙劣地讓法國人在口吻上很象造反的起義者，卻鮮明地把農民的這種擔心和憂慮坦露了出來：
大法國使臣，照得天下原屬公器，並非一朝之私業。
茲以天下紛紛，英雄共興之舉，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國奉天承運，分譴使臣，乘時圖治，清朝再三講和，請其先行傳教，隨後擇吉禪位。我國以仁義治天下，不肯受爭奪之名，於是準其所請。是以王畿重地，已讓我國使臣往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與我國爭此土哉！
“王畿重地”被外國使臣住守，這是曾令鹹豐皇帝寢食不安的難堪事，揭帖的作者與“王者”同憂，而傳閱的農民，自然也感受到了這份情懷。1879年，福建延平一份痛罵“木偶鄉紳”“不知大義”的揭帖，對國家、人民、幼主的命運都表示了忡忡的憂心：
當今洋鬼子，詭計多端，存心叵測，殫我民財，鴉片恣其流毒；謀我土地，租買恃其錢財；起洋樓於海口，隱占要關；設教堂於衝途，顯招爪牙；無非欺我衝主，謀我中國，正臣子痛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
更有甚者，光緒二十一年浙江永嘉地方一個教民隻因用了刻有清朝國號的石香爐當喂豬槽，就引起了當地農民的反感，以致掀起鬧教風波。
在中外交戰，中國遭受侵略之時，農民的護國熱情就更加高昂。中法戰爭爆發後，貴州鎮遠地方發生了一起兩名來內地遊曆的外國人被鄉民哄打的事件。當時他們恰好趕上演戲散場，以致被鄉民圍觀，不巧被大家誤認為是法國人。事後據當事人殷幺的供詞，說是他認為“法國現在同我們中國打仗”，這兩個“法國人”是來“探消息的”，所以要打他們。把外國遊客當成敵國探子，反映了戰時普通民眾的緊張心理，其中愛國熱忱是高尚和熾熱的，特別是當兩個洋人鳴槍威嚇，不但沒有嚇退鄉民，反而遭一頓飽打，可見民族情緒之高漲。貴州鎮遠事件並不是孤立的，中法戰爭期間，全國各地爆發了一係列針對法國人的打教驅洋事件，聲討法國的揭帖、文告不脛而走，前線的戰況（有些純屬傳聞）被以民間報單的形式在城鄉傳布，劉永福、馮子材、蘇元春等人，一時獲得了民間傳奇英雄的光彩。戲曲小說裏那種忠--愛國；奸--賣國，忠臣良將抗敵救國和奸臣通敵賣國的傳統“民族鬥爭”模式，與現實政治生活相互撞擊，再一次浮現於農民的腦際。中法戰爭停戰時，廣西的農民大都痛罵李鴻章奸臣賣國，甚至說他“勾通法國，假造聖旨，要馮公（指馮子材，筆者注）退兵，馮公不肯退，還要打，李又下令：‘凡殺番鬼佬一條命要填十條命償還。’馮公隻得退兵。”虛構的情節，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不滿於洋務派官僚屈辱外交的真實感情。
中日甲午戰爭的反割鬥爭期間，山西榆次、太原、交城等地流傳著一份台灣軍情報單，說劉永福設下重兵埋伏，一舉殲滅進犯的“倭兵三萬餘人”及助戰的英兵數千。“共擒降倭三、四千，擒斬倭酋四十餘名，英酋五、六名”，連日本的大太子也當了俘虜。於是，劉永輻乘勝出擊，化裝成倭兵連夜赴海口奔襲敵船，結果日本的“大小火輪戰舡無一脫者”。最後的結局是日本要求贖回大太子，並賠兵費四萬萬餘（恰是馬關賠款的一倍）。這種“軍情報單”與前線的軍情是隔膜的，但撰寫者與傳布者對抗戰將士的稱許卻暖人肺腑。國事不再是肉食者桌上的小菜，而化為廣大民眾關注的焦點。
在這種護國情緒高漲的同時，原來令人厭惡的官吏，在農民眼裏有時也變得有幾分可親了。在反教活動中，大多數參與者都對官及官府采取了克製態度，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以罕見的“護官”姿態出現。比較早表現這種“護官”傾向的是天津教案（1870）。該教案的起事固然是由於民眾認為教堂拐迷兒童，但真正鬧大卻肇於法國領事豐大業的闖衙，並向中國官員開槍。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法國人打官鬧事”。事後，許多參與者異口同聲地認為自己之所以參與進去，主要是由於“聽說法國人打官鬧事，心生氣忿”，因而隨手抄家什，“趕去救護”。當時天津開埠不久，城鄉界線不甚分明，這些“犯事”的小販與雇工，大抵有與農民相似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