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實質上是幾十年反洋教鬥爭的升級，是民眾對民族危機尤其是瓜分狂潮的本能反應。在內涵上，義和團的政治意識與農民在19世紀下半葉反映了社會秩序激變的政治意識並無二致，義和團運動的揭帖、文告、乩語和傳單口號，直接承襲了反洋教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體現了農民對亡國危機深化的焦慮。但是，義和團運動畢竟是一場大規模的席卷北部中國的有千百萬農民幾乎同時加入的武裝農民起事，在社會屬性上顯然與那種呈局部散發狀態的反洋教鬥爭不同，其中許多因素，類似於以往的農民起義（正如運動中許多紳士誣之為綠林黃巾或“白蓮教”一樣）。它既是一種“舉國若狂”的反帝、滅洋、打教狂潮，又是一場農民自救並救國的武裝起事。運動遠遠超出了反洋教的範圍，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與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存在，同時也摻雜著對封建經濟階級長期壓迫的逆反心理。義和團的政治意識，比之運動前的農民政治意識，民族危機感更強烈，自救、救國意識更明確。義和團運動是少見的極其缺乏領袖個人因素的農民運動，其政治性格更帶有農民習性，以及小生產者在絕望時的激烈情緒。也就是說，當政治意識確定了他們首要敵對目標時，他們政治行為的選擇更易於受他們日常群體性格（此時已化為政治性格）的影響：在行為方向上，政治意識把關；而行為方式的選擇，則與政治性格為關。
義和團是由無數農民小群體彙合而成鬆散的運動群體。缺乏權威是運動的一大特色，無論是運動早期的趙三多、朱紅燈和心誠和尚，還是後來的曹福田與張德成，在大群體中的權威性都是有限的，整個運動的意識麵貌表現為一種自發的“群性”。運動的政治性格，不僅是由多如牛毛的壇口中不可勝數的教師和大師兄們決定的，也是由千百萬普通團民體現的。所謂政治性格，在外觀上與人的日常性格並無大不同，比如節儉（俗語所謂摳門），隻有在表現在政治生活中，提倡相關的節約，寡欲，重農，去奢時，才表現為政治性格，政治性格是政治行為的趨向性。當一個群體大體表現出一種比較鮮明的政治行為趨向時，我們可以說這個群體就有這樣一種政治性格。
義和團雖然是以小群體（壇口或地方性總壇口）為單位活動的，但是其行為模式和意識特征卻有相互習染的特點，大體相近的文化環境，使得義和團各壇口之間的交流仿習變得十分容易，首倡者的令名可能被人遺忘，但他們的行為模式和意識特征卻迅速化為“運動時尚”。雖然各地義和團有小的差異如禮神方式和活動特點等等，但大體上群體政治性格卻是相近的。
一、禁欲
禁欲性格就義和團而言，不僅在行為上表現為一種禁欲主義傾向，更重要的是想以一種禁欲的精神風貌來改變社會事實現某種政治目標。嚴格地說，後者才算是一種政治性格。說禁欲是義和團的一種風尚，目前一般沒有疑義。不象其他農民起義，義和團團民在聚眾起事後，雖然也有許多機會，但絕少有借機大吃大喝的，粗衣疏食是他們基本的生活方式。即使在進入大城市以後，在市民眼裏，依然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麵而已”的生活麵貌。義和團禁葷食，駐紮於總理衙門的義和團因飯食中有豬肉，居然大怒，要將廚師治罪。義和團也禁酒禁茶更禁吸洋煙。有“奉請如來佛，善除洋煙”的禁洋咒為證（大約吸洋煙這種成癮性“毒害”和奢行太頑固，單賃人力不易奏功，所以要借助佛力了）。還有義和團禁以紙牌賭博的記載。對於女色之禁，義和團奉行最嚴，目前還沒有義和團犯強奸罪的記載。他們殺洋人及教民，掠其財，燒其居，但無論是官方檔案、私家筆記或教會文獻，都未見團民以暴力侵犯教民之婦的記錄。
義和團的禁欲之嚴是不能僅僅用紀律來說明的（沒有統一組織的群體，也就沒有統一的嚴格的紀律），隻能說是一種風尚使之然。進入京、津、保一帶的義和團，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城市的實際主人，麵對繁華的街市，義和團絕少有掠財行為而且還出麵維護社會秩序，鎮壓那些乘亂搶掠的地痞流棍，團民搶掠教會與教民的財物，是將其大部分給窮人，或者作經費，很少有團民借以自肥的。
義和團的禁欲，有時竟達到了走極端的程序，一位士人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部分團民駐紮在總理衙門，因飯食較好，故有人提議：“此間菜飯精美，如別外來調萬不去。”結果有團民馬上做關羽附體泣曰：“吾關帝也，先以汝等為能，今則貪財好色，劫數不遠矣。”於是大家都“神色蒼黃”。連吃了幾頓好飯，稍有戀眷之心，就引發如此的自責，這在其他農民起義中恐怕是不多見的。在山東的義和團調查中，農民說義和團“見路上有東西不拾，見婦女不準看兩眼：第一眼看看是什麼人，第二眼就不許了。”這對於某些山東老團來說，當係實情。
義和團的禁欲性格至少有兩重意義。一是敦風化正人心。因為洋人洋教“到處行”，以其“淫行”和貪行敗壞了社會風氣，以致“男無倫，女鮮節”，官吏貪贓枉法，小民苟且偷生，社會上奢靡之風大盛，一般官宦和富家子弟，吸食鴉片，佩帶洋表已經蔚成風氣。一份義和團的告白講得很明白：“洋鬼挾來邪說，以基督、天主、耶穌教相誘，從者芸芸。該教等滅絕倫常，詭詐多端。嗜利之徒，鹹居門下。彼等橫施強暴，無所不用其極，致使清官廉吏，腐化墮落，饕餮之徒，盡為奴仆。”不僅義和團，就是社會一般輿論也認為國事糜爛至此，多係奢華之風所致，一位士人言道：“二十年來，官商仕庶，莫不以慶吊爭榮誇富，宴會怡樂自娛，衣則洋縐，摹本猶以為俗，必著寧綢庫綿，以新奇為得意，在閨閣為尤甚。食則魚肉蔬菜猶以為粗，無論適口流暢，以價貴者為上品，在商吏為尤甚，終日鮮衣美食，曲盡奢靡驕傲之態，不勝比喻。”所以，義和團要用與洋人洋教相反的行為導向來矯正之，“端正教化，尊聖崇賢，使聖哲之教光大發揚。”二是為了實際的戰爭需要。許多人類文化學者如弗雷澤、馬林諾夫斯基都曾指出，原始人在進行重大行動（如部落戰爭）前和過程中，往往相信禁欲具有某種神奇的功效，能保障事情的順利進行，反之則易於導致行動的失利。同樣，具有相當多的初民痕跡的中國北方農民，也具有類似的信念。義和團的著名的“刀槍不入”的法術，其前提之一就是嚴格執行禁欲性的禁忌。有件材料說，天津團首率眾上陣前，故意丟棄銅錢以檢驗團民是不是貪財。至於忌色，則上法前連夫妻間的性生活都被嚴行禁止。團民們曾一度真誠地相信上法之後被洋槍洋炮所傷係犯禁忌之故。直到今天，當過團民的老人中還有人認為：“義和團以前很靈，宜興埠打仗時，子彈落在身上都沒事，以後“嘎雜子”加入有了搶奪，就不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