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三者互相關聯，互為條件。講正氣是“三講”的條件和保障。如果不講正氣，講學習和講政治都是無法進行的，或者說是會走偏方向的。因為經驗表明，開展任何教育活動都是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特別是輿論氛圍的。講正氣，要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上下功夫。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黨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不能有任何偏離；必須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決不能以權謀私；必須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統一起來，決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必須在工作中堅持群眾路線，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決不能搞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強迫命令”。這“四個必須”，既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又是新的曆史條件下大力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根本要求。講正氣，就要強調這“四個必須”。領導幹部講正氣，一是要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切實擺正公仆與主人的位置，人民是主人，是衣食父母，領導幹部是公仆，是人民的兒女。隻有如此，我們的領導幹部才會珍惜手中的權力，才會盡職盡責地為人民辦事，忠實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正確地看待和行使手中的權力，真正成為人民信得過的“公仆”。二是要把出政績與講政德統一起來。有的領導幹部比較重政績而輕政德，工作缺乏正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往往摻雜為自己“樹碑”、圖個人升遷的不健康心理，脫離實際地追求一鳴驚人的所謂政績，這種實事虛辦的搞法，雖然短期內轟轟烈烈，政績“顯赫”，結果是勞民傷財，一個人的“政績”成了幾代人的包袱。我們要講的出政績，是以良好的政德履行職責，以公仆的姿態，以服務的精神，勤勤懇懇，紮紮實實，想長遠，幹當前，打基礎，求質量，留後勁，不要立誌於做大官，要立誌於做大事，一心一意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讓群眾從你的政績中得到實惠，也從你的政德中受到教育。三是要真正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古人說“治政之要在於安民”，關心群眾疾苦，做到民情在心，民痛在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出發點和歸宿，誠心誠意說實話辦實事，讓百姓安全，人民滿意。
（一）關於“正氣”的一般認識
何謂“正氣”，先從氣講起。我國民間“酒色財氣”，曾是自古人生四戒。有順口溜：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肉鋼刀，財是下山猛虎，氣是惹禍根苗；無酒不成禮儀，無色世間人稀，無財不成事體，無氣反被人欺，看來四般有用，勸君量體裁衣。
《金瓶梅詞話》開頭除序跋以外，另有“四貪詞”，即“酒、色、財、氣”。而關於“氣”是這樣說的：“莫使強梁逞技能，揮拳捋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莫太過，免災遁，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關於“氣”，翻開中國古代文案，到處可見“氣”之相關語言。《周易·說卦》：“山澤通氣。”《淮南子·本經訓篇》：“古之人同氣於大地。”《莊子·知北遊篇》：“通天下一氣耳。”孟子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是無，餒也。”意即用正義培養而不侵害，則氣最充沛、最剛直，就能頂天立地。氣必須與道義配合，否則無力量。關於氣，是物體三態（固體、液體、氣體）之一，為大自然所布散的氣體。老子《道德經》認為，氣是萬物之本源，完全是一種感性的體認，一種獨特增大下對整個宇宙空間的純個體化的體認。《左傳》上說，天有六氣，即陰陽雨風晦明等六種自然變幻現象。六氣是自然生物之源。至正、至理、至剛、至烈，是氣的精神；知方、知幾、知能、知止，是氣的運用。由六氣變化，形成節氣說法。即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氣為一時，一年為24氣72候。大自然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氣。
人本來就屬於自然界。“氣”在人體上則為“息”，即呼出吸入的氣息。氣是力，從而構成人的精神氣質，即“精氣神”。人的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均來自於“氣”。俗話說，“佛爭一炷香，人爭一口氣”。喜則氣緩，怒則氣上，憂則氣鬱，思則氣結，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
以上屬個人頤養範圍，如擴而廣之，氣則大可經國濟民、正義事業，小至個人修身與工作，莫不與氣相涉。
正氣即身可危而誌不可奪的浩然之氣。氣節為剛烈守正之氣。豪氣為豪放俊爽之氣。義氣為見義勇為之氣。俠氣為扶危濟困之氣。怒氣為不能扼製的憤慨之氣。氣度為恢弘寬厚之氣。鼓氣為鼓舞振奮之氣。忍氣為忍小忿而就大謀之氣。氣奪為衰敗餒弱之氣。
在治理國家上如果沒有正氣、豪氣、壯氣，則國不堪為國家。漢代馬融說：“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事惟清”，此乃正氣的表象。正氣之士在朝執政，民必順，國必強。正氣滿乾坤，國治天下平。對一個人來說，如果沒有了氣品、氣度、氣質，反而顯得充滿邪氣和晦氣，則人也不堪為人了。
綜上所述，氣，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自然的氣特別是社會的氣、國家的氣、人類的氣，於社會於國家於個人太重要了。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和政黨，都必須講正氣，正風氣，振民氣，使國泰民安，讓國強民富。
（二）必須正視社會生活現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新時期以後，我們的社會生活主題、政治觀念形態以及政治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
①新時期政治生活的主題從階級鬥爭向民主建設、組織並服務於經濟建設轉變。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到底是什麼的判斷曾經有誤。階級鬥爭無處不在、階級矛盾是社會主義階段主要矛盾的認識，曾長期用為政治生活的指導思想，導致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種種不正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果斷地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條，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使組織人民民主建設、組織和服務經濟建設及推動社會全麵進步，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
②新時期國家的功能從單一功能向綜合功能轉變。從50年代後期起，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功能的認識就是實行專政。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國家政權的活動主要為階級鬥爭服務，致力於對一切社會成員及其行為的國家控製。國家管理經濟也體現階級鬥爭的政治取向，而不完全按經濟規律辦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傳統的單一國家功能發生了改變。社會主義國家就政治功能來看，除鎮壓功能外，還承擔著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
③新時期執政黨的功能從無所不能向有所不為轉變。中國革命特定的曆史道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的作用就是領導和包辦一切社會領域的活動，黨的各級組織日益卷入紛雜的社會事務之中，黨的政治領導逐步成為無所不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組織對不屬於自己功能範圍的經濟、行政、司法、社會等具體事務不越俎代皰，不包辦代替，集中精力完成對國家和社會的政治領導任務。黨的組織功能的轉變為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的發展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④新時期的民主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充實了新的內容。我國曾經經曆了數千年封建專製的政治，曆史傳統中民主政治的意識極為缺乏。傳統觀念認為，人民民主政治一建立，民主政治的體製和民主的政治生活自然而然地就實現了，不需要進行充實完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的禁錮。鄧小平同誌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隨著改革的深入，黨內外的民主政治意識不斷高漲，人民主權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所有的民主監督、政治參與、權力製約、民主權利等觀念逐步深入人心。
⑤新時期的法製從法律虛無主義向法治主義轉變。我國曆史上是人治國家，權力高於法律，不受法律約束。法律虛無主義有深厚的傳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基於深刻的曆史教訓，黨特別重視特別強調依法治國。依法治國不僅是國家的治國方略，而且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圍繞建設法治國家，一係列相關的觀念也建立或強化起來。如加強和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法律高於權力、程序政治、司法公正、司法機關的獨立等，均成為政治觀念進步的重要內容。
進入新時期以後，由於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的重大變革，我們在實施政治調控中，無論是思想、方法和手段也都發生了變化。
①我們的政治決策開始從重經驗決策向科學和民主決策轉變。在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先人的傳統和經驗在決策上往往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事實證明，在嶄新的曆史實踐麵前，過去的經驗並不能解決所有的重大問題。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進程中，人們認識到,政治決策有效性的出路就在於實現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化。通過科學決策保障決策的客觀有效性，通過民主決策保證決策符合人民的意願。
②我們的政府職能開始從指揮命令向提供服務轉變。我國曾長期實行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計劃經濟體製，因而形成了政府指揮命令企業事務和社會事務的職能意識。進入新時期以來，政府管理經濟的傳統方式受到根本性的觸動。人們認識到，政府應從指揮命令的角色向為企業和社會提供服務的角色轉變，真正起到公共服務力量的作用。
③我們的機構改革開始從重機構數量的精減轉向適應和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幾十年來的機構改革實踐使人們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機構改革就等於機構和人員的精簡。這就把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權係統的建設問題極度簡單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一次次機構改革的失敗。黨的十五大跳出了傳統機構觀念的框框，明確提出根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行機構改革，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係。
④我們對政治人才的看法從重資曆和道德的表現向道德、知識、能力並重轉變。我國曆史上政治管理人才的標準偏重於資曆和道德表現。這種政治人才觀對官員的評價往往無過便是功，不鼓勵競爭和開拓創新。因而助長了許多幹部隻求墨守成規、抱殘守缺，不求建功創業的意識。其實，對政治管理人才，除良好的政治、道德表現外，還必須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工作能力，勇於開拓創新。
⑤我們對世界政治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關於世界政治的基本判斷，我們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把戰爭與革命視為革命政治演變的主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同誌從客觀的國際形勢出發，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判斷。這一判斷揭示了世界政治發展的趨勢，成為我們製定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前提，使我們擺脫了自我封閉的思維方式，以非常廣闊和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和作用。
實踐證明，新時期社會政治生活及其觀念的廣泛、深刻變革，引發了具體政治調控在思想、方法和手段的重大變化，造成了全國上下有一個順應客觀規律、追求變革進步的精神心理環境，對鞏固政治體製改革的成果並繼續推進這一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證和輿論支持。這是我們今天開展“三講”，特別是要講正氣所必須注意到的。
（三）必須明辨是非善惡
在社會生活中，分清是非，明辨善惡以及辨別忠奸，對於弘揚正氣很有好處。
1．要有正確的是非標準
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曆史階段，不論誰是統治階級，在這個社會的這個曆史階段，隻有一個是非標準，就是說誰是對的，誰是不對的。這也就是所謂的是非標準。
講是非，是指大事，即國家事、政黨事、天下事，即國務、政務，而不是一般小事、家務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在一定的曆史階段，不分好壞，不講是非，而是處於“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的狀態，那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混亂”社會。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執掌國務、政務的“官員”，不是憑“本事”晉升，不是量材授職，而是靠裙帶、靠關係，靠金錢、靠公關，千方百計去謀得一官半職，那這個國家必定是“國將不國”了，就是說這個國家也就氣數已盡，快要亡國了。所謂“成事在人”，其實都是講“人定勝天”，關鍵在人。“吏治”是一個朝代興亡之根本製度。
興亡之道是一門大學問。我們隻有走進曆史的縱深，思索王興王亡的經濟原因、文化原因、政治原因，才能從瞬息萬變的曆史變遷中去把握某種規律，去發現某種決定曆史變遷的客觀力量。比如，在中國曆史變遷過程中，幾個曆時長久的王朝大都經曆了這樣幾個階段：在社會劇烈陣痛中產生；通過強大的武力征服走向統一，初步鞏固政權；度過危機時代；發展經濟，走向昌盛；由盛而衰，走向腐朽沒落；滅亡，被新政權代替，社會重新陷入劇烈陣痛。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周期率”。而大多數政權都隻是在社會陣痛的亂世裏建立起來。因這個政權終究忍受不了劇烈陣痛而夭折，如西楚、十六國中大部分國家以及一係列隻存在幾年、十幾年時間的政權都是如此。或者經受了陣痛，初步鞏固了政權，但度不過危機時代而短命，秦、西晉、隋以及一大串隻存在40年左右的政權都屬於這種類型。這是一條較為普遍的規律：一個政權在建立之後40年左右走進它的危機時代，有的史學家稱為“瓶頸年代”。因為政權建立40年左右，開國元勳大都死亡，繼任者第二代、第三代世襲爵位，大多無智無能，不能發展前任帝王事業。而這時候，舊的腐敗勢力，當年既得利益者或乘機複辟，或以分裂形式割據一方，或直接向世襲爵位者挑戰，或者利用繼位者的無能而發動政變。此外，在社會大陣痛或者進行武力統一中國時，因戰爭造成經濟崩潰，如前任統治者和繼任者沒有及時抓住時機組織恢複經濟，則這個政權不可能度過危機時代。隻有及時恢複了經濟，使廣大臣民得到實惠，從而受到擁護，這個社會才有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這是講中國封建社會曆朝曆代的興衰更迭。今天的政權與曆史上的政權不可也不能同日而語。但現實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延伸。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從中引發一些聯想，得到一些借鑒。
在當今中國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如果談論是非，那自然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在我看來，如今的是非標準，從社會政治的角度來說，是否可以有以下11條：
①是否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②是否全麵、正確、積極地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③是否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各項工作的首位；
④是否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⑤是否努力建立和完善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製度和經濟體製；
⑥是否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⑦是否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同進步；
⑧是否堅持維護和保持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麵；
⑨是否堅持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
⑩是否堅持把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改革和建設的根本出發點；是否堅持、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總歸起來一句話，是否堅持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以上這些是非標準，主要是從政治上來加以規範的，就是說於黨務、國務、政務的大是大非上來說的。至於在一個具體問題上也還有具體的是非標準，這個標準也不能離開是否對國家對集體對人民有利有好處，利之則為是為善，害之則為非為惡。在具體判斷上，當然還得以當時當地的法律法規為準繩，即所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2．關於曆史上的忠臣和奸臣
曆史發展和進步的終極原因在於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表明社會曆史進步和發展水平的最簡明的尺度是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程度。隻有社會的經濟文化才能構成曆史的實體，而這個實體無疑是總體的社會的“人”創造的。曆史上曾有清官貪官、忠臣奸臣、君子小人、好人壞人之分。其實這都是是非之分，是吏治腐敗的結果。
奸臣之說，由來已久。《尚書·洪範篇》說：“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而於家、凶而於國”。這中間雖無“奸臣”之說，但指出了奸臣的兩大特征：即作威作福、受賄貪賂。
《管子·明法篇》說：“奸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關於“奸臣”之概念的定義。其後荀子《臣道篇》、韓非《說疑篇》、《奸劫弑臣篇》對奸臣有了更詳細的分析。
但以上分析，都認為國家的治亂不在於是否有奸臣，而在於君主能否識別奸臣，因為自古以來，君子、小人都是並存的，問題在於君主如何擇而用之。商鞅在《商君書·修權》中進一步闡述了這種君正則臣正，君以公則臣不敢以私幹之的觀點，這在春秋戰國時期十分流行。這種觀念所及，至兩漢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漢書》，也隻有《酷吏傳》、《佞幸傳》（佞者，有口才而不正派的人），而沒有《奸臣傳》。正史立《奸臣傳》，始於北宋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