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1919)署名“古稀老人”編寫的《多爾袞軼事》之《太後下嫁》條稱：世祖福臨年幼，“軍政大權實在多爾袞一人之手，倘懷異誌，莫敢誰何，當時朝廷情勢，危於累卵”。“太後時尚年少，美冠後宮，性尤機警，知非有以羈縻而挾持之，不足以奠宗社於泰山之安，故寧犧牲一身，以成大業”，而多爾袞則“涎太後之色”，“時以陳奏機密為由，出入宮禁，奏事既畢，輒縱談市鄙事以嚐試之”。孝莊後遂提出，若爾(多爾袞)“誠意見愛”，“務矢赤心，為國馳驅，衛我母子，待天下統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緣成就之日”。多爾袞悚然敬服，兩人對天立誓，各刺臂作血書，互執一書。從此，多爾袞果然“奮勉圖功，精勤倍常，以冀媚於太後”，間有勸其自立為君者，“多爾袞皆以念及血書而止”。後天下大定，多爾袞屢求太後實踐盟誓，且以死為要挾。“太後鑒其誠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訴事情始末，但如踐約，則礙於體製，若背約，“則國基未固，禍不旋踵”，乃秘密設策，數日後宮中忽傳太後駕崩，隆重辦理喪儀，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於攝政王，命滿漢大學士為媒，襄辦婚禮，嫁奩之多，空前罕有，自宮門到王府，綿延數裏，彩輿所經，沿途皆設錦障，禁止窺探。多爾袞在門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後行交拜之禮，空前之太後下嫁大典，至此告終，“於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這段敘述，謬誤甚多，不合情理，不符事實，姑舉其三。第一，攝政之時，太後無權也從未公開過問國政，攝政王全權代行帝權，不需也從未向太後奏呈諸事，請後裁決，所謂多爾袞以陳奏機密為由入宮調情之說，不能成立。第二，多爾袞攝政之日，孝莊太後康健如常，並未駕崩，直到多爾袞死後三十七年，即孝莊後之孫聖祖玄燁的康熙二十六年，太後才去世，享年七十五歲，才隆重辦理喪儀。可見，多爾袞在世之日太後駕崩之說，不攻自破。第三，所謂將後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大辦婚禮，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後下嫁，查遍實錄等官書，無此記載，大臣文人學士之文集筆記，亦無片言隻字，顯係《軼事》作者杜撰。
民國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有三條專記太後下嫁之事，即：《太後下嫁攝政王》《太後下嫁賀詔》《太後下嫁後之禮製》。這三條載稱：多爾袞誠心擁戴福臨即位，滿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欲報答其恩。多爾袞與大學士範文程密議後，使範倡議於眾說：攝政王功高望重，皇上應予報答，王乃帝之叔父，視帝為子，“則皇上亦當以父視王”，認王為父，可否？眾人議定如此辦理。範文程又說：今聞王之福晉剛逝，“而我皇太後又寡居無偶”，皇上既以王為父，“不可使父母異居，宜請王與皇太後同宮”，眾又讚同其言。於是頒發太後下嫁恩詔，宣示天下，其詔大意是：“太後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後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備辦”。到了乾隆朝，“紀昀見之，以為此何事也，乃可傳示來世以彰其醜乎，遂請於高宗削之，是後遂鮮有知者”。明臣張煌言作滿洲宮詞，有雲：“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即詠此事雲”。“聞當時百官賀表，出錢蒙叟筆，藏虞山瞿良耜大令處”。
這三條記述，似乎頗有根據，一則言範文程與群臣商議決定，二則言有太後下嫁恩詔，宣示天下，其詔尚存至乾隆朝，三又說百官有賀表，乃錢蒙叟即錢謙益所撰，藏於瞿良耜處，四則說明遺臣張煌言寫了滿洲宮詞，其中有專講太後下嫁之內容。有人有物有詞有表，似乎果真舉辦了太後下嫁之大典了。
然而，細加分析，上述諸據頗嫌不足。其一，攝政王多爾袞之福晉卒於順治六年十二月，第二年正月舉行了納肅王豪格福晉為妃的典禮，史有明證，在此情形下，太後怎能下嫁與多爾袞！其二，所謂下嫁恩詔，辭文俚俗，顯非真詔，且言睿王乃“中國第一人”，更有違規製，查遍清朝諸帝詔書，言及中國，皆稱我“大清國”、“我大清”，不會用“中國”之詞。其三，既有恩詔，宣示天下，而且過了順康雍三朝，到乾隆時，紀昀還見到此詔，紀昀是乾隆十九年進士，乾隆二十餘年任侍讀，三十八年編《四庫全書》，距所謂下嫁大典，已逾百年，他都能目睹此詔，那麼，見過此詔之人當然不少，為什麼不僅《清實錄》等官書未記此事，這一百餘年裏成千上萬的大臣文人學士的著述也未談到這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