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清帝之臣仆不敢觸諱，那些明朝遺臣如顧炎武、黃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誌士，怎麼也不對此猛烈抨擊？須知，堂堂一國之母後竟下嫁臣王，弟弟竟娶親嫂，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倫大變，是大醜特醜之醜聞，故明遺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譴責，並以此作為清朝無道理該滅亡之證據，廣泛宣揚，激起人們對它的蔑視，進行抗清活動。像多爾袞死後被帝追罪之原詔，至今仍然保存，多爾袞死後被焚骨揚灰，順治帝剃掉頭發欲圖出家，這類不為官書記載之秘聞，文人學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記述，為什麼卻偏偏未見一條當時人們對此大事之載錄？設若說人們害怕因此惹上滅門大禍不敢寫，或者雖然寫了被當做禁書燒毀了，那麼，遠在鴨綠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國朝鮮國，對此大事理應有所敘述，何況此時朝鮮國仍然忠於故明，仍視清為夷狄，雖然表麵上被迫上貢頌揚，但其國內官書和文人著作，多稱清為“胡”為“虜”，稱明為“大明”，對清帝及攝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常予貶斥。比如順治九年五月朝鮮國王孝宗與臣言及清軍時說：“予曾見虜人治兵之術：練整軍務，慣習兵法，行陣肅然，弓鏃勁利”，“胡騎則如烈風驟雨，倉促不可當矣”。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824頁。以下簡稱《李朝實錄史料》。但通觀《朝鮮李朝實錄》，沒有任何關於太後下嫁的記述。
簡而言之，迄至今日，未發現一條敘述太後下嫁大典的材料，可見這一“大典”根本就沒有舉行。
然而，雖無下嫁大典，並不能說明孝莊後與多爾袞全無瓜葛。這些野史傳聞固然不能作為信證，可是，無風不起浪，何況他們談到的多爾袞專權，太後害怕攝政王篡位，故予籠絡，等等，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多爾袞素懷稱帝之心，攝政以後，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稱“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以後，獨攬大權，勢焰熏天，人皆知有攝政王，不知有幼君，如若太後對此視而不見，不予籠絡，廢帝之舉難說必無，聰睿絕頂之孝莊後當然會設計以對。入關之前，女真――滿洲舊習，允許弟妻其嫂，尤其是遇逢問罪或家庭敗落之時，更有這種行為。太宗時，莽古爾泰貝勒死後，其妻被分給侄子豪格和嶽托，德格類貝勒死後，其一妻被阿濟格帶走。因此，孝莊後有可能與多爾袞有曖昧關係。蔣良騏《東華錄》卷六載述順治八年二月世祖福臨頒詔斥責多爾袞的罪狀中，有一條是多爾袞“又親到皇宮內院”，朝鮮《孝宗實錄》記錄此詔時，也有“又親到皇宮內院”這一罪狀，可是《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三載述此詔時，卻刪去了這一句話，顯有為尊者諱之意。多爾袞為何要親到皇宮內院，而且此事被列為其謀逆的罪狀之一，並於《實錄》中刪掉，答案是不難得出的，那就是他很可能進宮與太後幽會。若他僅是與其他妃嬪幽會，實錄就不必刪去這一句話，就可以明確寫道他是調戲妃嬪。
如果認為此說合理，孝莊後與多爾袞之間可能有曖昧關係，那也隻是太後為謀鞏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種策略，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非所謂寡居不歡。說得更明顯一些，孝莊後之舉，是迫於無奈，此中苦辛，向誰訴說！身為號稱至尊無上的天子福臨，對此能不痛心疾首！但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嗎！
四、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
順治七年(1650)七月初十這一天，對年方十二歲半的幼君福臨來說，是一個令他極為憤恨、極端驚駭、萬分不安的大凶之日。當他正安坐宮中之時，突然族叔固山貝子錫翰、內大臣二等子冷僧機、內大臣席納布庫等攝政王多爾袞的親信，匆匆進入殿內，不容細說，便擁著幼帝出宮，“駕幸”攝政王府，並讓帝恭問皇父攝政王安康，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原來，此事係由“皇父”所引起的。
這一日，錫翰等前往王府，攝政王大發怨言，說什麼“頃予罹此莫大之憂，體複不快”，幼主“宜循家人禮”來府探望。王又指責錫翰等親近大臣，皇上雖年幼，爾等豈不知應該如何做？因此，錫翰等立即進宮，帶帝往王府慰問“皇父攝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