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桓朱然出擊，卻被劉備打得大敗，困於夷陵，急忙派人向孫權求救。孫權大驚，急召文武商議。
張昭說：“現在老將多已離世，但健在者還有十餘人。不如派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淩統為斷後，甘寧為救應，再起大兵十萬，以解夷陵之圍，抗擊劉備。”
孫權依言下令。此時甘寧身患痢疾，但國難當頭，不得不振奮精神，勉力出征。
兩軍交接，韓當對劉備說：“陛下已為帝王之尊，為何輕出臨陣？倘若有個閃失，後悔晚矣！”
劉備大怒，罵道：“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
劉備將江東諸人稱為“吳狗”的這一句罵辭，是“非人化偏見”典型體現。所謂“非人化”，是指將處於敵對狀態或存在蔑視偏見的外群體及其成員異化為非人的生物，從而為自己的攻擊或淩辱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撐。
人類雖然日趨文明，但“非人化偏見”自有曆史以來，一直不絕如縷。
比如，二戰中的日本人自認為是人類生命中最高級的人種。他們將英美兩國的領導人刻畫成頭上長角、青麵獠牙的怪物。而加入同盟國的澳大利亞的將軍布萊米爵士告訴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士兵：“你們的敵人（指日本人）……是人類和猴子的雜種。我們必須消滅這些有害的東西。”曾經獲得新聞界最高獎項普利策獎的美國戰地記者歐內斯特·派爾曾經寫道：“日本人被看作某種比人類低等、令人厭惡的東西，如同老鼠蟑螂。”
實際上，非人化並不是一種言說方式，而是一種思維模式。當這一思維模式被推至極端時，施害者就會擺脫所有的道德束縛，製造出慘絕人寰的悲劇。
比如，希特勒多次稱猶太人是一種細菌疾病，稱讚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細菌的發現者）和德國科學家羅伯·科霍（肺病病菌的發現者），為德國人戰勝猶太人提供了科學的根據。他還在《我的奮鬥》中寫道：“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的鬥爭和上個世紀巴斯德和科霍所進行的鬥爭是一樣的。猶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隻有消滅猶太人，我們才能恢複健康。”
將猶太人視為“病毒”，自然就能徹底泯滅身為人類的憐憫同理心。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中，有一場的受審對象是20位醫生和3位管理人員。他們根據希特勒的要求，用毒氣殺死了約20萬猶太人，還對幾千位所謂的猶太、蘇聯、羅馬吉普賽和波蘭戰犯施行了殘忍的醫學實驗。主訴檢察官難抑沉痛地說道：“對於謀殺他們的人來說，這些可憐的受害者連人都稱不上……他們遭受的待遇連動物都不如。”
劉備曾經與東吳並肩作戰，共抗曹操，又曾與東吳結親，情好日密，但此刻卻將東吳之人成為“吳狗”，顯見其內心的偏見與仇恨都已達到無可逆轉的頂峰。
劉備揮師猛攻，韓當周泰不能抵擋，大敗而退，隻殺得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東吳大將甘寧正在船上養病，忽見蜀兵大至，急忙奮起迎敵。隨同劉備一同出征東吳的蠻王沙摩柯勇不可當。甘寧心怯，不敢力敵，急忙撤退。不料卻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部而死。
劉備大獲全勝，順利攻占猇亭。韓當周泰收聚殘軍，分頭把守。當初擒獲關羽的東吳部將馬忠則帶著糜芳、傅士仁屯守於江渚。
糜芳與劉備本是郎舅之親，因與關羽不和，在東吳謀士闞澤的勸說下，與傅士仁一起投降了東吳。劉備的接連大勝讓跟隨糜芳一起投降的軍士們害怕不已。這些軍士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議論說：“我們本是荊州之兵，因為中了呂蒙的詭計，導致關君侯喪命。現在劉皇叔禦駕親征，勢不可擋，東吳早晚被滅。劉皇叔痛恨的人，不過是糜芳傅士仁，我們為什麼不殺了這兩個人，回歸劉皇叔部下呢？”軍士們隨即開始商量如何尋找時機行事。
這些議論正好被糜芳無意中聽到了。糜芳大驚，急忙與傅士仁商量。
糜芳說：“軍心大亂，我們倆恐怕性命難保。現在劉皇叔最恨的人，應該是馬忠。我們為什麼不殺了他，拿著他的首級去獻給皇叔，然後辨明我們是不得已投降的，請皇叔寬宥。”
糜芳因為擔心部下軍士會殺害自己而不得不思考自保之策。有意思的是，他的應對思路竟然與那些軍士如出一轍。軍士們將自己的投降之責推到糜芳傅士仁身上，而糜芳也將洗脫汙名的希望寄托在殺掉馬忠上。
這樣的思維模式，叫做“自利性歸因”，即人們往往將成功的原因歸功於自身，卻將失敗的責任推諉給他人。
傅士仁聽了糜芳的話，內心頗為猶豫，說：“恐怕不行吧。我們罪孽深重，恐怕劉皇叔不會寬宥我們的。去了就是自取其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