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
在上一講，我曾給你們講過，臨床精神病學很少注意的個人症狀的外在形式或內容，正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起點，精神分析首先承認症狀具有某種意義，並與病人的經曆有關。最初發現症狀有意義的是約瑟夫·布洛伊爾。他曾研究和治愈過（在1880年至1882年間）一個癔症病例，從那以後，此病就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神經症症狀的意義也就是在此期間發現的。法國學者皮埃爾·讓內也以自己獨立的研究提出了同樣的證據。事實上，他發表其證據的時間還早於布洛伊爾，後者直到十年後（在1893年和1895年），即我和他合作時，才將自己的觀察結果公布於世。最初發現者究竟是誰，這無論如何是無關緊要的。為什麼呢？你們知道，每一個發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經過多次驗證才能完成。並且，成功也並不總是與榮譽成正比。例如，美洲就不是以哥倫布的名字來命名的。在布洛伊爾和讓內之前，著名精神病學家勞伊萊特就已提出，即使是瘋子的妄想，如果我們知道怎樣去解釋的話，也都有意義可尋。我必須承認，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很讚賞讓內關於神經症症狀的解釋。按照他的解釋，神經症症狀乃是支配患者的隱意識觀念（idées inconscientes）的表現。遺憾的是，此後讓內的態度就變得非常慎重了。仿佛他想承認，潛意識對他來說隻不過是一種語詞形式、一個權宜的名詞、一種表達方式（une fa?ondeparler）——並沒有真正的意義。至此，打那時起，我就沒有再去讀讓內的著作了。在我看來，他無端地失去了許多本可以為他所得的榮譽。
因此，像失誤動作和夢一樣，神經症症狀也有某種意義，也與這些症狀的所有者的生活有著某種關聯。為了讓你們更清楚地理解這些重要發現，下麵我將舉幾個例子。事實上，我並不能證明每一種神經症症狀都是如此，而隻能作出如此斷言。無論何人，隻要作一番觀察，都能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但由於某種原因，在選取例證時，我的視線將不會落在癔症病例上，而集中於另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與癔症有著極為類似的起源的神經症。為此，我便有必要對這種神經症先作一些簡單的介紹。
這種神經症叫做“強迫性神經症”。它不及人們所熟悉的癔症那樣普遍。換句話說，它不那麼嘈雜，因而不會妨礙他人；它的行為更像患者的私事，幾乎沒有明顯的身體的表現，所有的症狀都萌生於心理的範圍之內。強迫性神經症和癔症都是神經症的表現形式。精神分析的建立最初就基於這兩種疾病的研究。它的療法的功效也集中在兩種疾病的治療上。強迫性神經症沒有從心理外化到軀體表現，這一現象雖令人費解，但並沒有讓我們卻步。在精神分析的努力下，它已變得較癔症更為我們所了解與熟悉。迄今，我們已認識到，強迫性神經症較癔症更能體現神經症的本質。
強迫性神經症表現為，患者內心充滿著他並不感興趣的思想，時常感受到種種不可思議的衝動，並被迫做一些毫無樂趣而又不得不做的動作。這些思想（強迫觀念）本身可能毫無意義，對患者來說也可能無關緊要。它們常常是十分愚蠢的，始終都是某種緊張的心理活動的起點。患者常為這種心理活動而筋疲力竭。他雖極不情願有這種心理活動卻無法抗拒。他冥思苦想，不能自己，仿佛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他意識到的種種衝動也可能給人造成一種幼稚和無意義的印象，但通常都有某種最可怕的內容，比如，引誘患者犯重罪。所以，他不僅把這些衝動當做與自己不相容的東西加以拒斥，而且還極端厭惡地逃避它們，並通過禁止、拒絕承認以及限製自己自由的方法來阻止它們的實施以保護自己。事實上，這些衝動從來沒有得到真正地實施，患者總是成功地擺脫和防止了它們。患者所真正做的——所謂的強迫性動作——都是些絕對無害的瑣事，其中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複性動作或儀式性的繁文縟節。一些必要的活動（如上床、洗漱、穿衣抑或散步）都已變得非常單調乏味，變成幾乎不可能解決的任務了。對於各種不同形式和種類的強迫性神經症來說，病態的觀念、衝動和動作所占的比例並不相同；確切地說，通常是這個或那個因素占主導地位，由此也就決定了神經症所屬的類型或形式。然而，各種不同的強迫性神經症之間也有明顯的共同成分。
當然，這是一種古怪的疾病。我想，即使精神病學家借助於最荒唐的想象，也杜撰不出此種疾病來。一個人若不是親眼所見，便不會信以為真。然而，你們切不可有如此印象，以為隻要奉勸患者采取某種新措施，勸他不要再有這些愚蠢的想法，不要再有這些幼稚的舉動，要做一些合理的事情等，患者就可獲得幫助。患者對自己的情況一清二楚，因而，他自己也很願意這樣做，對你有關他的強迫性症狀的見解，他也會表示讚同，甚至自己也能向你提出同樣的見解。但他就是控製不了自己。有某種能量支撐著強迫性神經症動作的實施，在常態心理生活中，我們可能找不到什麼東西可與這種能量相比擬。患者所能做的僅僅是：移置和交換，用另一種比較溫和的觀念替代原來那個愚蠢的觀念，將此種預防或禁止轉換為另一種，用某種動作代替原來的繁文縟節。總之，他能移置強迫觀念，但不能消除它。這種將症狀移置到與其原來形式無關的某個東西上的能力構成了患者疾病的主要特征之一。更明顯的事實是，患者心理生活中所交織的種種矛盾（極性）出現了更為明顯的分化。多疑（doubt）不僅表現在那些有著積極和消極內容的強迫觀念中，而且還表現在理智領域，甚至對那些通常極為肯定的事情患者也產生了懷疑。凡此種種，最終便使得患者日益優柔寡斷，萎靡不振，並失卻自由。而在另一方麵，他又經常表現得精力充沛，固執己見，智力亦高於常人。他通常極富道德心，覺悟很高，行為舉止亦端正規矩。不難想象，要想透過這種矛盾的品質和症狀找到強迫性神經症的病因，該是一項多麼艱苦的工作。我們眼下所要做的便是理解這樣的一些症狀，進而對它們作出解釋。
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們曾提到當代精神病學對強迫性神經症的有關問題的態度問題。你們現在可能想事先了解一下。精神病學僅僅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強迫觀念的名稱，此外就再也沒有什麼更新的內容了。它堅信帶有這些症狀的患者都是“退化的”（degenerates），這很難給人留下滿意的印象。事實上，它是一種價值判斷——是一種譴責而不是解釋。按照這種判斷，我們便應當認為，每一種可能的怪癖都能衍生於退化。不錯，我們是應該把那些帶有此類症狀的人視為性格上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人。但我們也許會問：他們真的比其他神經症患者如癔症病人，比那些患有精神病的人更要“退化”嗎？顯然，這樣描繪他們的性格未免失之籠統。當我們了解到那些才能卓著，名揚後世的名人也有類似於此的症狀時，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種描繪是否正當合理。雖然，由於偉人們自己的慎重，也由於傳記作者們的掩蓋，我們對這些楷模的本性所知甚少。但他們中仍不乏愛真理若狂者，我們知道，埃米爾·左拉就是如此，並且，他終身都患有許多古怪的強迫性習慣。
精神病學在將“退化的偉人”（dégénéréssupérieurs）的名稱加之於這些人之後，便全身而退了。做得相當漂亮！但從精神分析中發現，我們有可能永遠消除這些古怪的強迫性症狀，正如我們有可能永久地消除沒有退化的人的其他疾病的症狀一樣。我自己就經常有過這樣的成功經驗。
我隻想舉出兩個強迫性神經症症狀分析的例子：第一例是一個舊例。以它為例，隻是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可替代它的更好的例子；另一例則是我最近才遇到的。我之所以把自己局限在兩個例子之內，隻是因為對它們的報告不能不是既透徹又詳盡的。
一個年約30的女士患有極為嚴重的強迫性神經症症狀，要不是我們的工作因命運的突變而受到影響的話，我本來可以幫助她的（關於這一點，我以後再告訴你們）。除了做其他動作之外，該女士在一天之內總是多次重複下述明顯的強迫性動作。她常常從自己的房間跑入另一個房間，在房間中央的一張餐桌旁站定，按鈴令女仆前來，吩咐她做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或什麼也不做就讓她離去，此後再跑回自己的房間，這種症狀雖然並不十分令人痛苦，卻足以引起我們的好奇心。不需要醫生的幫助，患者自己就用最直接了當、最不招人反對的方法對這種症狀提出了解釋。我無法弄清自己能不能猜測到這種強迫性動作的意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就如何解釋它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當我問患者：“你為什麼要那樣做？那樣做有什麼意義？”她總是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有一天，在我成功地打消了她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本性的疑慮之後，她突然知道了問題的答案，並對我說起了與這種強迫性動作有關的事情。十多年前，她與一個年齡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結了婚。在新婚之夜，這個男人性交無能。那天夜裏，他曾多次從自己的房間跑入她的房間，嚐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第二天早晨，他生氣地說道：“在女仆來鋪床時，我會在她麵前感到羞愧。”說完，隨手拿起房間裏的一瓶紅墨水倒在床單上，但斑點並沒有灑在它應有的位置。一開始，我並不了解這一回憶與前述強迫性動作有什麼關係。我所能找到的惟一類似之處便是那種重複出現的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跑來跑去的動作，或許還有女仆進入房間的那一幕。後來，病人領我去看了隔壁房間的桌子以及桌布上的大斑點。她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站在桌旁，為的是讓應召而來的女仆能看到這一斑點。因此，盡管仍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尚有待於了解，但仍可肯定地說，發生於新婚之夜的情景與她目前的這一強迫性動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