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一生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個善於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享樂主義者，又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悲劇感的人；她是名門之後、貴族小姐，卻宣稱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憫人，時時洞見芸芸眾生“可笑”背後的“可憐”，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顯得冷漠寡情；她通達人情世故，但她自己無論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獨標孤高。她在文章裏同讀者拉家常，卻在生活中始終與人保持著距離，不讓外人窺測她的內心；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紅大紫，幾十年後，她在美國深居簡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所以有人說：“隻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與極度的孤寂。”這種生活態度的確不是普通人能夠承受或者是理解的，但用現代心理學的眼光看，其實張愛玲的這種生活態度源於她始終抱著一種悲觀的心態活在人間，這種悲觀的心態讓她無法真正地融入生活，因此她總在兩種生活狀態間不停地左右徘徊。
張愛玲悲觀蒼涼的色調，深深地沉積在她的作品中，使其作品產生了巨大而獨特的藝術魅力。但無論作家用怎樣流利俊俏的文字，寫出怎樣可笑或傳奇的故事，終不免露出悲音。那種滲透著個人身世之感的悲劇意識，使她能與時代生活中的悲劇氛圍相通，從而在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上臻於深廣。
張愛玲所擁有的深刻的悲劇意識，並沒有把她引向西方現代派文學那種對人生徹底絕望的境界。個人氣質和文化底蘊最終決定了她隻能回到傳統文化的意境，且不免自傷自戀，因此在生活中，她時而在世俗的喧囂中沉浸，時而又陷入極度的寂寞中，最後孤老死去。
張愛玲的悲劇人生讓我們看到了悲觀對一個人的戕害是多麼慘重。現實生活中，不止文豪有這樣的悲觀情緒，平常的人也會經曆這樣的心情。
有一位年老的父親，他有兩個兒子，他們都很可愛。在聖誕節來臨前，父親分別送給他們完全不同的禮物，在夜裏悄悄把這些禮物掛在聖誕樹上。第二天早晨，哥哥和弟弟都早早起來，想看看聖誕老人給自己的是什麼禮物。哥哥的聖誕樹上禮物很多，有一把氣槍，有一輛嶄新的自行車，還有一個足球。哥哥把自己的禮物一件一件地取下來，卻並不高興，反而憂心忡忡。
父親問他：“是禮物不好嗎？”哥哥拿起氣槍說：“看吧，這支氣槍我如果拿出去玩，沒準會把鄰居的窗戶打碎，那樣一定會招來一頓責罵。還有，這輛自行車，我騎出去倒是高興，
但說不定會撞到樹幹上，會把自己摔傷。而這個足球，我總是會把它踢爆的。”父親聽了沒有說話。
弟弟的聖誕樹上除了一個紙包外，什麼也沒有。他把紙包打開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一邊笑，一邊在屋子裏到處找。父親問他：“為什麼這樣高興？”他說：“我的聖誕禮物是一包馬糞，這說明肯定會有一匹小馬駒就在我們家裏。”最後，他果然在屋後找到了一匹小馬駒。父親也跟著他笑起來：“真是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啊！”
在工作和生活中，樂觀情緒總會帶來快樂明亮的結果，而悲觀的心理則會使一切變得灰暗。
惠特曼曾說過：“隻有受過寒冷的人才感覺得到陽光的溫暖，也隻有在人生戰場上受過挫敗、痛苦的人才知道生命的珍貴，才可以感受到生活之中的真正快樂。”所以，戰場上，隻有不怕死的戰士才能取得勝利；隻有受苦而不悲觀的人，才能克服困難，脫離困境。
我們不僅要知道在快樂的時候微笑，更要學會在麵對困難的時候微笑，因為，隻有這樣，你才能在挫折麵前精神不倒；隻有這樣，你才能告別悲傷的淒涼，迎接生活的春日暖陽。
享受陽光，從“心”開始
當上帝關掉所有的門，他會為你打開一扇窗
人生中一些極美、極珍貴的東西，常常與我們無緣，這時我們總會因為失去美好而感到遺憾和痛苦。其實，人生總有得有失，“得”與“失”並非兩個絕對的極端，而是彼此交織，相伴相隨。對待得失，關鍵是調節自己的心態，時刻保持樂觀，因為“當上帝關掉所有的門，他會為你打開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