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荀子論證了社會分工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荀子也作了比先秦其他思想家更為透徹的論述，更為詳盡的分析，分工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第一，分工有助於提高人的生產技能和產品的質量、數量。他說：“職分而民不慢。”（《君道》）又說：“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儒效》）分工使人們的工作能力各向不同的專業方向發展，並使人們在能力和品質上發生重大差異。他說：“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倕削而為工匠，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儒效》）分工有助於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地發揮。荀子又說：“相高下，視磽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貨財，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儒效》）專業化的分工能提高人的技能，荀子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後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遊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禦：自古及今，未嚐有兩而能精者也。”（《解蔽》）分工還可以提高產品的數量。他說：“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屮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富國》）
第二，分工有助於社會穩定，使人們能聯合成為社會組織，從而獲得戰勝自然的力量。他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王製》）分工能安定社會秩序，有助於消除人們之間在物質利益方麵的爭奪。他說：“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富國》）又說：“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國》）荀子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劃分出四種職業，即“農農，士士，工工，商商”。首先是作為農業社會存在基礎的農民，其次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管理階層（士），再次是手工業者，最後是商人。也就是說，從職業上看，當時的社會結構是由這四種人組成的。而這四種人又有各自的職責，荀子說：“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王霸》）所謂“農農，士士，工工，商商”，就是要求社會結構中的這四類人等各安其位、各司其職。職業分工明確、組織結構合理，社會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荀子具體入微地敘述了當時的國家管理機構各個部門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權限（序官）。包括：禮賓官員（宰爵）、民政官員（司徒）、軍事官員（司馬）、文化官員（大師）、建設官員（司空）、農業官員（治田）、林業官員（虞師）、地方官員（鄉師）、工業官員（工師）、工商管理官員（治市）、公安官員（司寇）等等。可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社會要和諧發展，都必須進行必要的社會分工。
二、古代西方思想家的社會分工思想
西方最早闡述了分工思想的思想家是古希臘時期的色諾芬。色諾芬在《經濟論》一書中提到了勞動分工問題。一方麵，他重視社會分工，認識到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依存於市場範圍的大小，如他指出由於在大城市中每一種職業都可以找到眾多的購買者，因此，大城市中的手藝就較小市鎮更為完善。這種觀點在他的另一本書《居魯士的教育》中闡發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鎮上，一個工人要製造床、門、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這樣，也還很難謀生。一個人做這樣多的工作，要想做好，當然是不可能的。他說：“很難找到精通一切技藝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變成一個精通一切技藝的專家。”但在大城市中，一個人隻要從事一種手工業，就可以維持生活了，有時甚至還不用做一種手工業的全部。隻做一種最簡單工作的人，當然會把工作做得很好。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引證了這段話，並作了這樣的評述：“色諾芬在這裏隻注意使用價值的要達到的質量，雖然他已經知道，分工的規模取決於市場的大小。”另一方麵，色諾芬又分析了手工作坊的內部分工和協作，如製鞋業的分工。馬克思、恩格斯評價說：“（色諾芬）比柏拉圖更詳細地研究了分工，不僅是整個社會的分工，而且也研究了單個工場中的分工。”色諾芬還把社會基本分工分為領導者的勞動和執行者的勞動的分工，並且論述了社會分工的作用，認為社會分工簡化了勞動，提高了工作技藝和產品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