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從分工出發抽象出了明確的生產關係概念，並論述了生產力、生產關係等重要原理。從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分工的理解在表達上仍然是不完全準確的，他認為等級製度也是某種分工，行會製度也是一種分工，蘊涵著和《形態》同樣的消滅分工的思路，實際上將分工等同於一種生產關係，這和《形態》的理解基本一致。真正將以上一組概念完全分開是在《哲學的貧困》裏實現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關於社會分工的論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其社會分工論。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判蒲魯東關於分工的論述時明確表明：“亞當·斯密那時的分工和我們在自動工廠裏所見的分工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思詳細闡述了工場手工業的曆史生成和機器大工業條件下的自動工廠的生產狀況，其中詳細討論了這兩種工業生產形式中分工之間的差別，特別是闡明分工和生產工具的積聚之間的聯係。《形態》時期馬克思經常陷入一種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邏輯上的混亂，這表明生產關係概念在當時還沒有被抽象出來，因此，馬克思隻是在談論“交往關係”和“社會關係”，主要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商品和資本的流通關係。然而，如果不能認識到生產關係是一個總體這一點，僅僅看到生產過程中人、生產工具、分工、勞動這些要素，再聯係到生產的產品最終的分配等問題，就很難在理論上看到人與人之間在生產過程中和生產過程之外的關係，即社會範圍內的生產關係的一致性，找不到社會生產過程中和生活過程中的必然聯係。隻有把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看作一個生產關係總體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哲學的貧困》裏馬克思直接表達了“生產關係總體係”的觀點，並將交換過程視為這一總體係中的一個次要部分。以後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全麵係統地研究了生產關係總體的整個體係，最後在《資本論》中以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為線索詳細地研究了社會生產關係總體係的內部運動。馬克思通過對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的批判，創立了對曆史唯物主義具有決定意義的論點，首先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原理作了更準確、更深刻的表述，並進一步批判了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首次論述了“辯證運動”的實質。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工人運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於1848年初合寫並出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通過總結曆史、分析現狀、預見未來，鮮明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鬥爭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與《形態》相比，《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在理論的表述和概念的使用上更為精確，與現實的結合更為緊密。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次被用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指導革命實踐，標誌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這一嶄新的哲學理論已成為一種趨於成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
在《1861—1863年政治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分工與生產機構內部分工的區別及其聯係，從生產機構內部分工的角度考察了人的片麵發展的原因。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研究了從古代思想家荷馬、修昔底德、柏拉圖、色諾芬、狄奧多洛斯一直到近代工業社會的亞當弗格森，最後重點分析了斯密。馬克思認為斯密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強調分工的意義，同時直接把分工看作（勞動）即資本的生產力”。斯密肯定分工相對於機器的首要作用，而機器卻隻是勞動的附件。馬克思同時批判了斯密“沒有把分工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東西”，沒有看到分工的社會曆史形式。斯密身處工場手工業階段，他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長，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將社會的進步歸結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將勞動生產力的增進歸於社會分工，即人們勞動的形式和方式，社會曆史的聯結和運動方式或形式。斯密進而論證分工源於人類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自然本性而非人類智慧，這一自然本性源於人類的利己心，即自我保存和發展的需要，為了滿足這種需要，隻能靠分工和交換。雖然斯密最後以抽象人性為根據，但他卻不是以人性而是以分工為邏輯起點。
第二節 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實現的偉大變革
在馬克思研究社會分工問題之前，許多思想家從不同方麵、不同程度地探討了社會分工問題。但是由於以往生產方式的落後和所處時代社會實踐條件以及所用方法的局限性，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深刻地揭示社會分工的本質、正確地論述社會分工的作用。伴隨著現代生產方式出現的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思想史上一切關於分工問題研究的進步成果，對以往的分工思想進行了辯證的揚棄。他和恩格斯通過確立包括分工在內的一係列全新範疇構建了曆史唯物主義，又因為曆史唯物主義的創立使他的社會分工理論實現了一係列的偉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