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自發分工階段。自發分工階段是從原始社會末期開始出現，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逐漸發展並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的分工階段。尤其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的固定性的專業化分工。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時期，由於生產力的初步發展，特別是青銅工具的出現，發生了人類社會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即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和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即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交換，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階層，從而出現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並且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真正的社會分工即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離以及隨後出現的城市與鄉村的分離。這些分工的出現，表明社會分工已經開始超出原始自然分工的性質。整個社會生產分化為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和商業四個部分，人們相對穩定地在各個生產和交換的部門之中，並通過交換結為有機的社會整體。這時的社會分工不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是以勞動活動本身的劃分為基礎，以勞動者的固定劃分為特征的社會分工。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分工隻是限於社會範圍之內，而沒有廣泛滲入到社會生產的過程之中，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由於大機器生產的推廣，社會分工日益達到了極度發達的程度，分工進入生產部門內部。不僅如此，分工逐漸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使一切領域和部門的結構和活動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至此整個社會分工化，多種多樣的社會分工形式相互聯結、相互作用構成了複雜的多層次的社會分工體係。自發分工從時間上來看，應該開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經過曆史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等曆史時期，直至共產主義社會自覺分工的實現之前。
第三階段，自覺分工階段。自覺分工階段是未來社會揚棄固定性分工即實現自由自覺的分工形式。由勞動分工決定的勞動者分工也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不再有腦體勞動者、工人與農民的劃分，但仍然存在從事不同生產項目的勞動者或生產者。生產者的分工是根據個人興趣與特長進行的選擇，是自我實現的手段，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純粹是出於勞動組織的客觀要求。即馬克思所預言的：“每一個有拉斐爾才能的人都應當可以不受阻礙地得到發展。”“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中，純粹由分工造成的藝術家屈從於地方局限性的現象無論如何會消失……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沒有畫家，至多存在著既從事其他工作而又作畫的人。”這種隻可能出現在未來理想社會中的自覺分工的自覺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可以自覺地進行勞動時間的分配。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未來的社會分工必將是一種專業劃分十分細微、門類更加複雜的分工形態。但由於消滅了私有製，社會總勞動時間在各領域的分配不再受到自發性的外在因素的支配，從而能自覺地進行勞動時間的分配。
第二，可以自覺地對分工結構進行控製和調整。
第三，勞動具有自覺自願的性質。由於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人們不再受到外部條件的控製，可以根據自己的才能、愛好和社會的需要，自由、自主、自覺地選擇活動，這種分工更多地表現為協作。
自覺分工是馬克思的科學預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分工將與私有製下的分工具有不同的性質，是一種自覺的新式分工。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曾有過一段經典表述：“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在這裏，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麵明確地肯定共產主義社會將不再存在那種使人片麵化的謀生性分工。另一方麵，又預見到共產主義社會將仍然存在勞動分工，不過這種勞動分工將具有自覺的性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社會主義》篇中寫道：“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麵，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麵，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麵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三、辯證性：辯證地看待人類曆史上的社會分工
除了馬克思辯證地分析了社會分工在曆史上的作用外，馬克思社會分工理論的辯證性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把社會分工的發展看作一個辯證的否定的過程
馬克思在深刻認識到社會分工在人類曆史上的“惡”的作用的同時，馬克思又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理解了這種分工出現的曆史必然性。馬克思不僅辯證地看待社會分工在社會曆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並且把分工的發展看作一個辯證的否定的過程，由此分析了這種分工出現的客觀必然性。
在對社會分工作用的認識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直接的思想資源是德國古典哲學中類與個體關係問題的討論，其中包含了“惡”的因素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康德指出：人們必須一代代艱苦勞動，以便將最後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峰巔，並通過他們最終圓滿地實現自然的目的。這裏就包含了個體為族類的目的而犧牲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被馬克思所繼承）。席勒對康德曆史哲學中關於類的發展以大量犧牲個體為代價以及“惡”是實現“至善”的手段的思想感到震驚。席勒不能同意康德漠視和淡化個體的單向度發展及其惡果。席勒把康德已經觸及到的個體與類的矛盾、個體為了族類的全麵發展而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消極後果突出地強調出來，並持否定態度，他說：“為了培養（個體的）個別能力而必須犧牲他的整體，這種做法肯定是錯誤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康德和黑格爾是相反的。針對現代人的人性片麵化的發展，席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他的“審美國度”的人性狀態：在這一國度裏，在個人身上，自由與必然的對立消融、和解了，這是體現類與個體和諧一致的個人，是能力、個性全麵發展了的個人，這是“審美國度”中的“審美的人”。席勒對現代人的警告是有意義的，但怎樣從片麵化的現代人走向個性全麵發展的人，則是作為詩人的席勒所未能解決的。
上述德國古典曆史哲學中關於曆史發展的規律性的思想、關於曆史發展進程中類的發展要求個體作出犧牲的思想、分工導致人的片麵發展思想以及未來理想社會裏個體與類的對抗消解和人的個性因此而獲得全麵發展的思想——這一切都被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下來了。
與以往的古典曆史哲學家不同，馬克思發現了真實的曆史規律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規律，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無非是人的活動的不同方麵。因此，曆史規律不是外在於人，而是人自身的活動規律即人的物質生產的運動規律。在這一曆史規律的支配下，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曆史階段（原始社會末期）時，在社會成員之間實行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便成為把人類社會生產力向前推進一步的關鍵。這種分工從類與個體的關係上看，意味著人類自身的發展達到了這樣一個轉折：為了類的才能得到加速發展，就必須采取這樣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大多數個體處於片麵發展狀態，以保證族類獲得較全麵的發展與進步——對族類來說，他既有了物質勞動，又有了精神勞動，所以發展是全麵的。但為了保證類的發展的這一全麵性，不能不犧牲個體發展的全麵性（體力勞動階級被完全剝奪了精神領域的發展）。這樣一來，類與個體之間便難免發生對抗。個體的片麵發展在席勒那裏被從道德上指責為“錯誤的”，在馬克思的曆史哲學中卻被看作是合乎曆史規律性的。因為席勒隻從個體自身著眼，所以他隻看到“為了培養（個體的）個別能力而犧牲他（個體）的整體”是不人道的。但馬克思是站在人類整體的曆史發展的立場出發，所以他看到：席勒稱之為“錯誤”的東西，在曆史哲學看來，恰恰是一種曆史的必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一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裏。”“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隻有以犧牲個人的曆史過程為代價。”馬克思還指出：“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立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對於人類整體來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馬克思甚至提出“隻有通過最大地損害個人的發展，才能在作為人類社會主義結構的序幕的曆史時期，取得一般人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