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體力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日益增加，而腦力勞動導致運動量過少、神經過度緊張。人們一方麵享受著自己創造的物質成果，另一方麵又成為文明成果的異化物。現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僅使很多人產生心理疾患，而且導致心血管疾病和神經性疾病等大量現代“文明病”的產生。
第三，日益擴大的物質文化交流加速了許多傳染病的擴散速度，艾滋病肆虐全球。據聯合國抗艾滋病聯合計劃署統計，到1997年底，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總數已逾3000萬人，平均每天有1.6萬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有近2000人是未成年人。自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被發現以來，這一“世紀殺手”已奪去了幾千萬人的性命。
（2）從群體的發展來看
第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會懸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懸殊。正如國內學者所認識的那樣，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西方國家操縱著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的規則主要是由西方國家製定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們憑借國際貿易、投資及高新技術產業上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大經濟實力和施加政治影響，並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建立起有利於發達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試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觀念強加於其他民族和國家，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受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奴役。而發展中國家隻是被動地卷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始終處於弱勢狀態，不占主導地位，更不是經濟全球化的主體，並且這種地位在21世紀較長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改變。發展中國家由於技術相對落後，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隻能是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並受到國際規則的製約，處於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公平競爭的地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公平競爭旗號的掩護下，依靠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自覺不自覺地強行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和價值觀念，以便同化他國文化，不斷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滲透。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利益構成的威脅，不利於發展中國家人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是以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它沒有帶來全球性的經濟繁榮，卻加劇了普遍的社會不公，對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利益構成的威脅，不利於人的發展。經濟全球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受益者的分布並不均勻，社會不公平現象嚴重，每個人發展的機會和條件相差懸殊，“全世界大多數人被邊緣化，包括許多生活在中心社會的人”。政治作為經濟的集中體現，是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由於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占有的份額小，競爭力弱，因此，本國利益受到威脅，本國人民的發展處於不利的國際政治環境之中。這在經濟全球化的開始階段表現得最為突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遊戲規則”的製定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它主要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基本願望和要求，發展中國家發言權不大，同時國際經濟組織主要是由大國控製，發展中國家為參與經濟全球化，在特定的領域內，必須服從於國際機構的領導和協調，往往要或多或少地作出讓步，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受到威脅和侵蝕，這勢必會影響它們的生活質量，降低人對社會關係的控製力。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各地區間經濟交往頻繁，經濟依賴性日益增強，一國內部或地區的經濟危機往往會擴散到世界，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增加了各國的脆弱性，從而削弱了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性；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發達國家和利益集中，導致和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出現“馬太效應”，勢必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生活更加艱難，相對更加貧困，人的生活質量不能提高。在某些經濟落後的國家，一些人甚至尚未從饑餓和貧困中擺脫出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難以得到滿足，更談不上發展需求的滿足了。江澤民同誌在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並沒有使世界各國都普遍受益，世界發展中的不平衡更趨嚴重。全世界有13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日平均生活費用不足一美元。發達國家擁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6%和出口市場份額的82%，而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僅分別擁有14%和18%。這種狀況如果不根本改變，就難以避免國際社會的動蕩，難以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和實現世界的普遍繁榮。”在經濟全球化大潮麵前，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因感到它們有更加“邊緣化”的危險而惶惑不安。它們自然不會認為經濟全球化給它們帶來了多少福利。美國有的報刊載文，認為全世界至少有2/3的人被排除在經濟全球化之外，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傷害。發展中國家隻有頂住壓力，在逆境中尋找發展機遇，才能逐步發展壯大自己，為人的發展創造機會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