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左傳》記載，齊國的名相晏平仲有一次陪著國君齊景公外出打獵，玩得很開心。齊景公喝酒喝到高興時，忽發感慨道：“從古以來如果沒有死，那將多麼歡樂啊！”晏子回答說：“從古以來如果沒有死，現在的歡樂就是古代人的歡樂了，君王能得到什麼呢？”
晏子的話的確可說是證道之言。古人之樂非今人之樂，今人之樂又非後人之樂。娛樂永遠是短暫的、不可重複的。這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娛樂活動的特點。從晏子與齊王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經明白，娛樂活動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是被時空關係所限定的活動。一個人可以象齊王那樣為了滿足口腹耳目之欲而去尋歡作樂，但尋歡作樂的行為本身就說明了這種娛樂活動的有限性——傳統的娛樂活動本來就是為了擺脫日常生活中的疲勞、厭煩或困境才進行的活動，“人生難得開口笑”，娛樂其實是對人生痛苦的暫時逃避，同時也是對人生痛苦狀態（或者說“非娛樂狀態”）的顯現。所以齊王才會在歡樂之頃忽生悲慨。這種悲哀當然不僅僅是齊王一個人的悲哀。晉人王羲之在那篇著名的文學與書法傑作《蘭亭集序》所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悲哀：“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就在這樣令人心曠神怡的娛樂活動中，王羲之想到的卻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顯然，娛樂活動的歡樂所提示給人們的都是生命的短暫無常，都是終極的痛苦。正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勘破了“搭千裏長棚，沒有個不散的宴席”的道理，寧可孤獨也不願熱鬧。這是娛樂活動意義的一個悖論，產生這個悖論的原因就在於傳統娛樂活動的個別性和時空關係所規定的有限性。
當代大眾傳播媒介所提供的娛樂活動與傳統的娛樂活動最大的不同首先就在於它打破了傳統娛樂活動的個別性。從廣播、電視到今天的Internet，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了共時性，共時性傳播的後果是打破了傳統的信息交流中的地域差異也就是空間關係，使當代傳播媒介的受眾處在同一個時空中，形成了傳播學家們所說的“地球村”狀態。在這種“地球村”狀態中，娛樂活動可以打破地域限製、消除時差，使全球的娛樂活動參與者在同一瞬間進行同一個活動，比如一場體育比賽的“世紀大戰”、一項全球性的募捐義演活動、一次象奧運會開幕式那樣世界性的盛大典禮或晚會等等。大眾傳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娛樂因此成為無時空限製的共享性娛樂而不再是傳統的個別性娛樂。
其次，傳統娛樂活動的有限性表現為有序性：人們的財富、地位、身份、年齡、性別以及季節、風俗等種種內外因素決定了娛樂活動的形式和內容都要有一定的規矩。娛樂活動的有序性強化了人們對娛樂活動的期待心理——在什麼條件下進行什麼樣的娛樂活動都是有一定規矩的，因而也都是在人們的期待之中的。期待使娛樂活動增加了一種儀式性的意義，變得隆重起來。一個暴發戶自然而然地期待著他原先無權無份享受的那些“上等人”們的娛樂方式如貴族的田獵或富豪們的高爾夫球之類；而一個孩子則可能在不同季節期待著即將到來的不同的娛樂活動——踏青、遊泳、登山、溜冰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小規模的娛樂活動哪怕是打牌下棋之類，也多多少少可能帶有一點期待的意味在裏麵——下班之後對放鬆一下身心的準備、幾個老牌友或棋友相約的打算，這也都是一種期待。諸如此類的期待心理都建立在傳統娛樂活動的有序性上麵，因而期待便意味著對某種遊戲規則的服從，使得娛樂活動產生了超出娛樂內容本身的儀式意味。因此說期待心理為娛樂活動增加了意義。但就在為娛樂活動附加儀式性意義的同時，期待心理也會造成更強烈的失落感：傳統娛樂在時空關係上的有限性和短暫性決定了它必然要在娛樂者的心理上造成失落感，期待心理實際上是在強化這種失落感，人們對即將進行的娛樂活動期望越高，隨之而來的失落感也就越強烈。叔本華在談到人的欲望時說，欲望不能實現是一種痛苦，而欲望的滿足帶來的是空虛，空虛同樣是一種痛苦；人生就象鍾擺一樣在這兩極痛苦之間擺動。其實人的娛樂活動也是如此——期待本身就來自擺脫痛苦的需要，而期待的實現則不過是失落的空虛，仍然是一種痛苦。有序的、給人以期待的娛樂活動，實際上是使人生的痛苦重新呈現的鏡子。信息娛樂與傳統的娛樂活動之間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它的無序性：沒有時空的限製，也幾乎沒有物質條件的限製，更沒有等級、身份的限製，它滲透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加入任何一項娛樂活動的節目中去。信息娛樂實際上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抹平了日常生活與娛樂活動之間的差別，也抹去了人們對娛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