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幸的是，人類除了生存需要的滿足以外，還有另外一種文化，就是娛樂活動。如果說生存活動是人與自然的對抗，那麼，娛樂活動就是人與自然的親和。娛樂活動的本義是遊戲。按照席勒等人的觀點，遊戲是從事物的外觀獲得快樂的活動。傳統的娛樂活動所表達的就是人與自己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親和關係。古希臘人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雅典人建築在山坡上的半圓形劇場，都表明他們的娛樂活動與自己所生活於其中的環境之間的親和聯係。即使在現代，象生活在我國北方草原上的少數民族，仍保留著一些傳統的娛樂活動如具有儀式性特點的“叼羊”、“姑娘追”之類。這類活動都是以快馬和遼闊的草場為環境，但不是進行攫取和采伐一類的生存活動，而是通過純粹形式化了的運動表現人與草原之間的親和關係。在西北黃土高原和丘陵地帶，傳統上流行的一種娛樂是唱山歌。甘肅、青海和寧夏的“花兒”、陝北的“信天遊”都是這類山歌中的典型類型。這些山歌與流行於其他地區的民歌一樣，都是與特定的地域環境相聯係的。“花兒”、“信天遊”的特點不僅僅在於其作為文本的音樂形式和歌詞的文學內容。比上述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們作為活動的性質和意義。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山歌而言，“怎樣唱”比“唱什麼”更重要。這類山歌盡管有種種集體表演的儀式，然而歸根結底它的基本唱法就表現在它作為“山”歌的特點上——它是歌手在黃土塬上、丘陵之間，用一種高亢悠長的拖腔隨心所欲地亂“吼”出來或用假嗓尖“叫”出來的歌。歌手在唱歌時心目中潛在的接受者常常是在斷崖、溝壑的另一邊、遙遙相望的河川平原中，或在相鄰的另一座丘陵上——
站在那高山上望平川，平川上一朵牡丹；牡丹花兒雖鮮豔，摘不到手也是枉然……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九十九道灣上九十九條船……
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淚雙流……
這些亂“吼”或尖“叫”出來的山歌隻能在土塬、山坡、河灘上欣賞，一旦離開了那種環境就令人無法卒聽。至於被藝術家們改編後在舞台上和錄音棚裏演唱的則早已根本不再是什麼“山歌”，而是一種民歌風的雅樂了。“山歌”說到底是一種與“山”——也就是說與大自然——親和的娛樂活動。
人們在談到中國文化的地域特點時，習慣上將各地的風光劃分為幾個基本類型：西北的孤煙大漠、東南的杏花春雨、北部的駿馬秋風和南方的蠻煙瘴雨。這些特征決不僅僅是自然地理的差異，實際上更重要的是社區風情的差異。也就是說這是不同地域的人們所體味、所欣賞到的自然風貌。“孤煙大漠”、“杏花春雨”都是人體驗自然、親和自然的感受，其中有自然的神韻，也有人的精神氣質。俗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其實也可以說：“一方水土樂一方人”。當我們研究不同地域人們的娛樂活動時，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怎樣影響了人們的娛樂活動方式和內容。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中說：
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裏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
他這裏講到的中國文化在南北地理走勢上的差異久已為人們所注意。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士大夫們就在氣質、學問方麵區分出了南北方的不同特點，如所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在藝術文化方麵，明代董其昌關於藝術流派中“南北宗”的劃分影響最大。雖然人們對董的劃分還有不同看法，但總的說來藝術中南北風格的差異是被人們公認的。近人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更進一步肯定了這種差異的地理原因：“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之際，多尚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