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老紅衛兵”們有的因父母被打成“黑幫”甚至被迫害致死而潦倒，有的人走上了地下活動或非法越境等非社會化的極端主義道路（如“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指揮部”的一些主要成員），更多的人通過參軍去尋找新的前途。總而言之由於種種原因，“老紅衛兵”作為一個文化圈逐漸走向瓦解。顯示出這個瓦解過程的社會文化標誌之一就是服裝時尚的轉移。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城市社會中人們的服裝消費出現了一種與今天所說的“時裝”概念非常接近的行為方式，即開始輪換流行一些比較商業性的服裝：“回力”牌白色籃球鞋、黑色鬆緊口重複呢布鞋、玫瑰紅色或蘋果綠色球衣、白色“的確良”襯衫等等都是曾經風行一時的男性服飾。當然這些服飾有時也會和紅衛兵時代流行的軍裝穿插搭配形成混合風格的時尚，如綠軍帽加紅球衣、白球鞋之類，但總體上說，這些時裝是商業化了，它不再是某些特權階層和文化圈的專利，盡管這些文化圈仍然可以引導或影響這種時尚。至於這個時期的女性服飾，商業化的傾向就更明顯。自女性服裝開始與男性服裝相區別，“紅衛兵”服飾的時代就告結束了。道理很簡單，因為六十年代後期的軍服中沒有裙裝，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男女差別。女性服裝從襯衣的有限色彩變化、領尖和領口的大小與角度、上衣口袋的飾線、褲腳尺寸的細小差別、鞋口形狀和鞋帶式樣等難以察覺的細處開始了時裝化的進程。女性服飾的流行和變化比男性更快、更複雜。女性時裝基本上不受特權文化圈的影響，倒是相對來說商業性比較強的一些城市（如上海）的女性市民階層在影響著當時的風尚。這在那個政治意識強烈的時代的確有一點離經叛道的味道，似乎暗示著商業化時代即將到來。
服飾走向商業化或者說時裝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實際上意味著服飾話語所表達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如果說“紅衛兵”時代的服飾話語所表達的中心思想是向“紅衛兵”文化圈依附的願望；那麼，七十年代的人們所追求的服飾趣味則是在表達一種“分離化”的意圖。所謂“分離化”就是說，人們開始自覺地追求表現出一種與過去、與某些其他人不同的形象。一撥又一撥不同服飾的流行變化，開始形成了一撥又一撥不同的社會形象。首先是男性與女性趣味的分離，然後就是不同身份、趣味的人群的形成——穿“回力”鞋的是好趕時髦的小青年，穿黑色重複呢布鞋的是“高幹子弟”或他們的追隨者，穿喇叭褲的是藐視規矩的“痞子”，而穿灰色軍便服和白色府綢襯衫的則是循規蹈矩的普通人……“分離化”意味著個人意識的出現，也就是說個人開始在一個被劃分開的而不是一體化的社會環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盡管這種尋找還遠不是自覺的，但畢竟表明社會文化圈的分化已經開始。
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已經經曆了幾次重大的轉折和飛躍。但從服飾文化方麵來看，從玫瑰紅的球衣到喇叭褲、再從喇叭褲到後來的牛仔褲、西裝、休閑裝等等，要想從這一係列發展過程中劃分幾個曆史性的階段似乎不大可能。這裏我們看到的好像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一個風雲跌宕的時代在人們的娛樂趣味中留下的影響竟是如此之平淡疲軟，這不免令人感慨係之。其實這恰恰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七十年代的服飾文化變革具有非同尋常的社會心理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文革”結束之前，在時裝的變化中已經在醞釀著社會文化的轉折，隻是那些信息被人們忽略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