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許多城市先後展出了一種名為《大地走紅》的環境藝術，就是用幾萬把紅傘把公園裝飾起來，形成一種供人欣賞的景觀。但很快這一藝術就產生了一種事先誰也沒有料到的效應：它在每個城市的展出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話題就集中在市民們觀賞這些露天展放的紅傘時的行為方麵。在許多城市裏，這種展出的後果可以說成是“慘不忍睹”：幾萬把紅傘被前來參觀的市民們偷的偷、搶的搶、糟蹋的糟蹋，最後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裏展出的情況卻出奇地好，參觀的市民秩序井然，紅傘無一丟失，也幾乎無人為的損壞。這種反差的出現可能有幾分偶然，但對於傳媒來說就不是這麼簡單了。這件事被與此事有關的城市當地傳媒視為一件表現本地市民素質的大事盡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當中的確引起了一些震動。這件事因此而成為影響一個城市聲譽的事件，有的城市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現而自豪，有的城市則感到有幾分尷尬，似乎自己出了醜。總而言之，這個事件使許多城市注意到了一個東西，就是城市的形象問題。
現代文化的發展從總的趨勢來講就是都市化，人們的生存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都市為中心輻湊、彙聚了起來。在這個輻湊、彙聚的過程中，都市不僅在物質上、空間上發展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而且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都市文化對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凝聚力。當一個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一個文化上的統一體時，便構成了一個城市本身的形象。
城市形象不是當代文化特有的現象，曆史上每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說都有自己鮮明的形象：伯裏克利的雅典以輝煌的衛城建築、民主的公眾生活、完美的悲劇藝術以及偉大的蘇格拉底構築起了這個城市彪炳千古的形象；奧古斯都的羅馬則是以宏大的競技場和水道、高貴而又殘忍的羅馬公民、所向無敵的帝國軍人構成了不可一世的羅馬形象；維多利亞的倫敦形象是霧氣沉沉的天空、泥濘的街道、一本正經的商人和衣冠楚楚的紳士；“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盛唐時代的長安形象；“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是北宋盛期的杭州；而“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則是曾為十朝故都的南京……城市形象顯示著城市的個性，也成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古雅典黃金時代的執政伯裏克利在追悼陣亡將士時所作的一篇演講就是一個鼓吹城市精神的例子：
我們的製度是別人的模範，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當我們的工作完畢的時候，我們可以享受各種娛樂，以提高我們的精神。整個一年之中，有各種定期賽會和祭祀；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有華麗而風雅的設備，每天怡娛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
……這就是這些人為它慷慨而戰、慷慨而死的一個城邦，因為他們隻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們生於他們之後的人，每個人都應當忍受一切痛苦，為它服務。
這篇演講是用城市形象來激發公民的自豪感，團結、凝聚公民精神的典範。伯裏克利的雅典並不是唯一能夠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實上，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具有這種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著這種凝聚力，一個都市才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麵發展起來。隻是在當代這樣一個比過去更加關注形象、更加依賴著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環境中，城市形象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實際的意義。在《大地走紅》使許多城市為自己的形象感到尷尬的前後，大連市開始了使城市“走綠”的活動——在城市裏大量鋪建草坪。綠色使這個城市的形象得到了改善。據一篇報告文學稱，有一位台商說，他兩次來到大連，前一次的印象好像是一張黑白照片，而後一次變成了彩色照片。這是關於一個城市形象改變的生動例子。
1955年，澳大利亞的悉尼市通過一次國際建築設計競賽選中了一個奇形怪狀的建築設計方案，而後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和幾乎相當於預算二十倍的費用才建成了這座建築。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劇院。從建築設計的角度和具體使用的效果來看，這座建築的效果決不是無可挑剔的。然而這座建築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近幾十年來，悉尼的地位越來越高，使得堪培拉、墨爾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與這座歌劇院有不可分割的聯係。有人說，悉尼歌劇院每年在無形中為悉尼作了上百億美元的廣告。無法斷定這種說法是否有點誇大其詞，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劇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這種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確為悉尼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和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