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這種事件的發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態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機構為了方便市民、進一步親和城市與市民的關係，曾在許多交通管理地點準備了大量“便民傘”，無償提供給市民借用。但不出一年，這些“便民傘”中的絕大部分一去不返。據說造成這種尷尬的原因也與流動人口有關，然而那種帶著顯眼標誌的“便民傘”被人隨意攜帶離開南京或留作己物而無人過問，說明市民對這種事件抱著聽之任之的冷漠態度。事實上，窨井蓋和紅傘被盜之類的事情發生或得不到製止，也不能說與一般市民的冷漠態度無關。在許多城市裏要找到諸如“便民傘”散失之類的於社會公德有虧的問題實在容易。人們通常把這種現象歸因於市民文化素質的問題。這當然是問題的一個方麵，但還有更深遠的原因。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驕傲，而在當代，許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於其中的城市時，口氣常常是批評的甚或自卑的。這好像是一種謙虛的美德，然而也可以看出當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與城市的疏遠。當代人在與他人交流時，通常注意表現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職業、地位等等，而很少想到自己還是某個城市的市民，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獲得別人的尊敬，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於其他小城市的人、八十年代廣州人之於北方開放較晚的城市中人。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等級意識，人們就很難意識到自己作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市民對城市事務的冷漠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市民與城市關係的遊離。
伯裏克利式的城邦和後來的古典城市，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意義，這種文化意義就是城市與市民聯係的基礎。一個人之所以對他所在的城市感到自豪，是因為他明白並且認同這座城市的文化意義。無論是伯裏克利對雅典的讚美還是周密對杭州的豔羨，都是對城市文化意義的肯定。現代城市在高速膨脹的過程中逐漸變成了多功能、多義性的大都市，也就是說傳統的單一的文化意義瓦解了，城市與個人的有機聯係也因之而斷裂。市民與城市的關係因此而變成了遊離的關係。當代人在批評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時，並不僅僅是謙虛，倒往往是在表達真實的不滿——從環境、管理、物價到文化生活和人際關係等各個方麵的不滿。誠然，城市永遠會是不如人意的，但重要的是人們的不滿常常帶著一種隔岸觀火式的超然和高雅的冷漠，似乎在批評一個與己無關的事物。
這應當說是城市文化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危機。當代都市不可能再回到古典城市的模式中去，那麼怎樣才能使市民與城市重新結為一體呢？公眾性的娛樂活動就是當代城市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大都市之所以都那麼熱心於爭辦大型娛樂活動，從城市文化建設的角度來講，就在於這類活動對於維係城市與市民的精神聯係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一個當代都市中可以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人們的興趣愛好和精神境界的差異是無法彌合甚至幾乎是無法溝通的。然而，一場大型運動會不僅可能給城市帶來可觀的商業利益，與此同時它將成為一種充滿刺激的情緒場，把市民吸引或裹挾進來。這種情緒場對於大眾來說，具有一種原始的圖騰崇拜意味，通過近乎非理性的激情狂熱使市民得到情緒上的溝通和認同。隻有在這種全民性的大型娛樂活動中，城市才會暫時地消解掉它的多義性和多功能性，變成一個單一的活動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