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娛樂文化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話語交流功能的強化。娛樂活動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越來越被當作社會交際行為或者說話語行為。
實際上自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理論興起以來，當代學者中間就形成了一個相當普遍的觀念，即把幾乎任何一種文化活動都理解為語言操作的活動。學者們在各種文化形式中尋找特定的語言結構和表達方式——婚姻、血緣、神話、儀式、服裝、烹飪、醫療等等。結構主義的泛語言學觀念表現出二十世紀文化理論的一個進步，即從傳統理論思維的實在論立場轉向了對關係結構的注意。看起來這是個純理論的抽象問題，其實與二十世紀文化發展的一般趨勢有密切關係。二十世紀的文化是走向全球化的文化。所謂“全球化”不僅是指文化的地域分界不斷被打破，而且包括文化的不同形式、不同層次、不同內容和不同性質之間的交流、溝通和對話。這種交流溝通的結果是使得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相互平行、隔離與封閉狀態瓦解了，這意味著原本是具體的、特殊的文化形態從此失去了個別性和特殊性，變成了互相映射、互為隱喻的一整套關係網絡，具體文化形態的實在性失去了意義，有意義的隻是與其他文化形態相互交流的信息性。
娛樂文化是當代文化的最典型形態，因而也是結構主義泛語言學的最好分析標本。按照結構主義的文化觀念來看，當代娛樂文化與傳統娛樂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當代文化環境中，傳統的娛樂活動從具體活動方式來講還存在，但意義已經不同了。這種不同的主要方麵就是話語性質取代了傳統娛樂觀念中的實在論性質。傳統上對娛樂活動意義所做的種種解釋，在今天看來大都沒有價值了。傳統觀念中認為體育運動是強身健體的活動，棋類遊戲是鍛煉思維的活動，欣賞藝術是陶冶心靈的活動而收藏珍玩奇物是增長知識、培養情趣的活動……總之，每一種娛樂活動都有特定的、實在的意義和價值。但在當代娛樂文化的環境中，這些意義都不再是實在的意義而隻是作為表達符號的意義：“強身健體”是體育運動的意義符號，實際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主要是一種表達和交流方式而不是衛生保健活動；棋類比賽的意義也不是鍛煉思維而是相互對話與話語權力較量；至於藝術欣賞活動，“陶冶心靈”經常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主要的意義其實在於向別人表現自己的文化素養和身份、地位的歸屬。換句話說，娛樂活動都成了話語表達和交流活動。足球和圍棋，從實在論的角度來看一個是體質鍛煉和群體性活動，一個是兩人之間的思維交流，二者風馬牛不相及。但從泛語言學的角度來講，二者都是話語交流活動，都服從具有“家族相似”特征的遊戲規則，而且在特定的語境中，都可能承擔相同的表達功能，比如表達一個國家體育運動的實力時，足球也好，圍棋也好，甚或是航模、滑雪之類的什麼其他競技活動，都有可能成為一個國家話語權力的表現方式。娛樂文化的話語功能雖早已存在，但這種功能的強化卻是二十世紀的事。娛樂活動從傳統的“自娛”到當代的對話交流，這是文化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文明進步的一個表征。
結構主義的泛語言學文化理論從理論來源來說，與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關係密切。按照索緒爾的觀點，傳統的實在論的語言學觀念是一種“語義向心主義”的誤解。在他看來，語言體係與所表達的外部世界沒有關係，它是一套劃分世界的抽象“網格”，人們通過一種特定的“網格”來區別和認識世界。不同的文化傳統決定了不同的劃分和認識世界的方式，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區分意義的“網格”。這個起著區分意義作用的“網格”，在語言學中就是廣義的“音位”概念。根據索緒爾的理論，不同的語言體係，其實就是不同的“音位”規則，即把世界劃分成不同大小的語義“網格”。
列維-斯特勞斯的泛語言學文化理論也就是建立在這種“泛音位學”觀念上的理論。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任何一種語言體係——當然是指廣義的、也就是“泛語言學”觀念中的語言體係——的實質都是用自己的一整套語彙來劃分世界，也就是說一種語言體係就其實質而言就是一套“音位”規則。比如飲食文化，按照結構主義的思路就可以區分出不同的“語種”——西餐（或許還可以劃分出法式西餐、德式西餐、俄式西餐等等），中餐（也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川菜、粵菜、京菜、維揚菜係等等）以及其他種種飲食語係，而每一種語係的基本特點就在於自己的一套食品“音位”規則：用哪些食物和作料才能夠算作配成了一個“菜”，用什麼尺度來判定烹飪的水平等等，都是劃分食物世界的不同“網格”。隻有在特定的飲食語係，遵循特定的“音位規則”，才能判定一份具體食物質量及其烹飪水平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