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上海那些弄堂裏，經常在垃圾桶旁，小便池邊，見到這樣的胡塗亂抹的壁畫，一個橢圓形的圈，加上四爪，添上頭尾，再把要詆毀的某人的姓名填寫在那圓圈內。這種打擊對手的藝術宣傳品，誰都明白是什麼意思的。
當然，很好笑的。
不過，見得多了，連笑也懶得笑了。這種純係弄堂裏小無賴的行徑，本是極無聊的。第一，說明他極孬種，除了躲在這種汙穢的角落漫罵外，別無再高明一點的伎倆。第二，說明他極陰暗，隻有自己當王八，才恨不能別人也當王八的。第三，說明他極阿Q，竟相信這等精神勝利法，以為畫誰烏龜就是烏龜。於是，他覺得自己是英雄了，那些願意看他罵誰以泄己憤的大無賴們，也捧他為英雄，甚至還會掏出幾分錢，給他去弄堂口買支棒冰吃呢！
魯迅先生早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借助於謾罵和人身侮辱來攻擊對手，絕對是一種虛弱的表現。陳琳為袁本初起草的聲討曹操的檄文，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討武曌檄》，未嚐不是在罵這兩個人，但理正辭嚴，才華橫溢，罵得很藝術，罵得有文彩，罵出一個令人欽服的水平來。相比之下，不能不遺憾時下那些“檄文”式的力竭聲嘶的文學批評，著實地讓人喪氣了。
還有一句俗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完全用不著像潑婦罵街那樣氣急敗壞，滿口噴糞，出言不遜的。至少要講一點精神文明吧？那些大小無賴畫個小烏龜醜化對手的做法，絕對是不可取的。特別從事文學批評，月旦作家的人，更應該體現出高度的教養。
說實在的，在這個領域裏，並不是誰嗓門高，誰就掌握真理，也不是誰胳膊粗，誰就有權裁決。職務高，不等於智慧高，這是斯大林的話。技術職稱評上了教授，哪怕是名牌大學的教授，不等於就會寫文章；錢先生的《圍城》裏那位教授還是洋博士呢？不照樣狗屎？
應該說，一篇作品問世以後，誰都有權利議論它的好壞。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是很正常的。未必全受歡迎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同樣，全不受歡迎的作品，也不見得就是壞作品，在世界和中國的文學史上，是有這樣不能把話說死的例子。遠的且不去引證了，數十年來，香花變毒草，毒草變香花的作品還少麼？所以，不要氣勢洶洶地先貼上封條，掄起棒子就揍。因此，開展正確的與人為善的文藝批評，才是真正的繁榮文藝之道。根據一個人，或一些人的好惡，來評定一部作品，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是難免要偏頗的。
我相信，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喜歡的，講他喜歡的原因，不喜歡的，講他不喜歡的由來，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無論對於作者，對於批評者，一定會有所裨益。我們知道，別林斯基與果戈裏，車爾尼雪夫斯基與屠格涅夫，杜勃羅留波夫與陀斯妥也夫斯基，都有過這種相互促進的有益探討，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所以興旺，不能不歸功於這種正派的學術空氣。
如果實在不喜歡，或奉命不喜歡，也應該平心靜氣，保持最起碼的文明禮貌，來進行學術探討。因為作品的優劣高低，終究不能像法庭判案，按某條某款來定罪，那樣方便簡潔的。文學要按其自身規律辦事，藝術創造更需經過時間的考驗。所以，那些一上來先開罵，唾沫星子飛濺，咬牙切齒，從作品一直罵到作者本人的批評家們，就很令人齒冷了。
也真是琢磨不透，幹嘛要學那些弄堂英雄的行徑，類似的牆上畫個烏龜或其它動物什麼的，把作者的名字寫上去，借此來泄憤或邀寵呢？我倒很想建議這些批評家去看看中醫，是不是腎虧陰虛，中氣不足，或肺熱陽亢，虛火上升，否則的話，用不著這樣色厲內荏地非把作者罵成畜生不可的，也太有失風度了。
我不了解如今上海那些小弄堂裏，還有沒有這種廁所文學？但我讀了一些批評家的文章後，以此類推，估計一時半時內，大概是很難絕跡的。
199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