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君子蘭，可大不如前了。
十幾年前，它開始走俏起來。七八年前，到了鼎盛時期。一盆花高達萬元，數萬元，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等到三四年前，我到長春去，潮漲也有潮落時，君子蘭的最風光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朋友送給我一棵據說是名貴品種的君子蘭，從此我也開始養起這種花。
其實，君子蘭極易成活，稍加調理，水肥適度，即可開花結果。
但若是要培養出好的品種，賞花觀葉兩宜，進而要求葉片寬短，葉脈清晰，植株整齊，花色變異，那就除了需要學問和經驗，還要全神貫注，毋躁毋懈，正經當個營生來幹才行。為了掙大錢，這種投入也是理所應當的。那時，張辛欣寫了篇小說，叫《瘋狂的君子蘭》，就描寫了這種由於價格與價值的超度背離，弄得人們七顛八倒的故事。
哄抬，北京話也叫起哄架秧子，是很能造成一種“轟動效應”的。
契訶夫寫過一篇小說，一個人待在馬路上，抬著腦袋在那兒看天，第二個人走過來，看他在看，也跟著仰臉，第三，第四，結果半個城市的人，都呆呆傻傻地駐足觀看，努力在晴朗的天空裏尋找什麼，當然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的。
於是我想起我們這一行的興衰起伏，似乎也有差不多際遇。經過十年文化沙漠的枯涸幹渴以後，新時期文學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潮。每一篇作品的問世，在廣大讀者中間的立刻引起的反響，形容為洛陽紙貴，也許有點誇張，但確實一大批作品，一大批作家是在那個時期湧現出來，並且有了很大的知名度。那時，一份文學刊物，訂戶達百萬，一本小說，初版印數十幾萬，不算什麼稀奇！在今天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了。
但有時候也不禁琢磨，這種盛況的背後，是不是也存在著像君子蘭在它最火爆的那陣，所產生的價格和價值的背離呢？是不是會像契訶夫小說裏那些瞪眼看天的市民一樣，不過是人雲亦雲，人看我看，人傻我傻地，最後結果隻是留下一個空空如也呢？因此，要不清醒地意識到當時讀者的饑不擇食的哄搶心理，恐怕也會對自己作出錯誤的估計。另外，那時人們對於文學的渴求，和為了滿足這種需要所創作的文學，並不完完全全是屬於文學的文學；對不起，包括作者自己在內，也在使文學負擔了一部分非文學的使命。
對比今天文學的寂靜，往日那種不脛而走的喧鬧場麵，和七、八年前君子蘭的鼎盛狀況，大概是相類似的。正如一盆花售價數萬元，純係哄抬物價的結果。同樣，有些作品，也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
如果誰有興趣，到舊書店去，在打對折或者廉價處理的書架上翻一翻，便會找到不少當年名噪一時的作品。這時候，你捧著那些仍舊嶄新的舊書，就覺得契訶夫小說裏描寫過的現象，重又演過一遍。
時光對於作品來說，是挺無情的。
問題在於這些作家並不逛舊書店，還沉湎在昔日的眾星捧月的最佳境界之中。雖然那也確是一個光輝的過去，但由此以為自己已經在創作不朽，萬世傳誦，那就有欠清醒了。“啊！史詩啊！史詩！”這種話，別人說說是可以的，而且是在當時那樣情況之下說說的。猶如三年災荒餓得前胸貼後背後，吃一塊高價點心，那種如登天堂的快樂，並不說明糕點好得不得了一樣。物以稀為貴，一頭小毛驢運到貴州，把當地的老虎都嚇了一跳。如果不實事求是，自己也在“啊！史詩啊！史詩！”地讚歎，還封自己為“裏程碑”，還要成立研究自己的學會，接著蘿卜快了不洗泥地寫下去，那就不足為訓了。君子蘭是曾經賣到兩三萬元，甚至還要多的高價，並不等於它真值那麼多錢。現在花上三、五十元，便可抱回去一盆，也許這價格才真正體現實際價值。
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喝粥就鹹菜，寫他的《紅樓夢》時，絕想不到後世竟有“紅學”這一說的。莎士比亞臨終寫他的遺囑時，連把一張次好的床留給他的妻子這個具體而微的細節，都未漏掉。可是對他寫下的那麼多作品，卻隻字未提，看來他並不當回事。顯然他也沒料到將來會有“莎學”，會有靠他吃飯謀生的一大批學者專家。所以，若是的的確確的不朽，不吭聲，也會不朽。即使一時半會地不能不朽，時光會洗滌去積澱，終要閃現出熠熠光輝。若是為聲名所累，不惜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活著想看到自己不朽，那就不免要貽笑大方，讓人搖頭了。
因此，文學的這種“君子蘭效應”，一時間的行情看好，是千萬當真不得的。
如今，我那盆君子蘭也開花了。過去走俏時花怎麼鮮豔，眼下變得平常時，花也仍舊那麼鮮豔。外界的是非褒貶，與它了然無幹，或許，這也可算是為人為文之道吧？
199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