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尚屬空白的學術題目，介於文史之間，有些跨學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無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徑的意義和價值。同時，“老舍之死”在某種程度上，縮影著20世紀中國很多知識分子文學創作與生命選擇的悲劇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們在北京的太平湖發現了一個老者的屍體。他被靜靜地打撈上來，並在當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卻沒有隨同那疲憊瘦弱的身體一起消失。相反，許多年以後，每逢這位老人的誕辰紀念日或忌日，人們都要將不朽的光環獻給他。他的謎一樣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經意間成為曆史傳說的一部分。為什麼這個曾用筆創造了無數鮮活生命，又給無數生命帶來愉快的老人會孤獨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被稱之為“文革”的這一中華民族的災難事件，幾乎在我有準確的記憶之前便宣告結束了，它對我來說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觀現實。但事實上，我無時無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曆史的陰影中。那些長輩們--成長時期為我傳授知識和智慧的師長；現代社會生存還必須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響。盡管人們說時間可以洗刷一切，甚至恥辱，但30年、40年，對一種文明和文明的中斷來說，還是太短暫了。
當我為自身的生存方式產生困惑時，不可避免地將目光轉向那些長輩們，轉向30多年前，甚至更加遙遠的曆史。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年》中借人物之口說：“誰能控製過去，誰就能控製未來；誰能控製現在，誰就能控製過去”。1我的處境本身就是對曆史的疑問，並導致了對現在的迷惑。其實，正是這種“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開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訪和研究。並漸漸領悟到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倘若不能對死的意義有所領悟，則終難把握生的價值。這也剛好成全我，對老舍生命價值的理解，是以對他死的認識為前提的。2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麵上還算得上是生活和創作上的雙重強者。盡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這些並不能撼動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間，這個人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連骨灰都沒有留下。迷霧一樣的曆史仿佛裂開了一道縫，把他永遠沉入了黑暗，留下的隻是版本不一的各種猜度。恰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說：“一切都消失在霧靄之中了。過去被抹去了，而抹去本身又被忘掉了，謊言遂變成了真理。”3
銳敏而犀利的奧威爾在小說中諷喻說：“凡是與當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聞或任何觀點，都被禁止保留在記錄上。全部曆史就像一張根據需要不斷刮幹淨重寫的羊皮紙。”4也許正因為此，我們隻能知道老舍在死前經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緊接著，便在太平湖發現了屍體。這位自稱“寫家”和“文牛”的人，竟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沒有人知道這位曾在小說中多次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殺結局的老人，在死前經曆了心靈和肉體雙重的怎樣巨大的苦痛。與“文革”中許多類似事件一樣，這個悲劇也成了獨角戲，除了受害人之外，隻剩下隱藏在帷幕後邊的“無物之陣”，今天人們通稱其為“曆史”。
依照人類文明的規律，任何暴力行為都要受到審判，哪怕最後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個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沒有，至少“老舍之死”沒有，沒有法官，沒有起訴人，沒有被告，沒有旁聽者。
曆史有絕對真實的嗎？我不敢枉自置喙。隻要我們別有意製造“真空”的曆史，就已經是曆史的幸運了。接受了傳統正規教育的我，已深知作為概念來傳授和敘述的曆史與曆史本身的差距。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說：“培養了中國共產黨曆史學家的曆史並非是這些曆史學家所能寫出的曆史。他們所研究的曆史與他們研究出的曆史並不能完全符合”。5他的話多少反映出我們被灌輸的概念化曆史有多麼蒼白無力！
當我將這些當事人的敘述和此前的文獻比較時，更深深感到我們頭腦中的曆史是何等的幼稚和殘破不全。它隻不過是按照自身需要組合起來的拚圖遊戲，或者是僅供人們飯後談資的隨意杜撰。我開始極端認同法國哲學家保羅凡納所說的：“事件永遠不可能和事件的參加者和目擊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學家正是要從證據和文件中刻畫出他們想塑造的那個事件。”如果是這樣，這對我們理解曆史帶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意味著，說到底，曆史學家也是神話的創造者呢？6看來以往被人們約定俗成所講述的曆史，可能隻是一個個的圈套，或許每一次的談論都是在無意識地接受謊言或傳播謊言。生命的有限性又決定了我無法去戳穿它們。無形中我對“老舍之死”的采訪調查和學術研究，或許就成了掙脫圈套和尋求生命真實的一種努力。但願並非徒費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