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一圈套卻出乎意料地導致了我對曆史真實的懷疑。為了使采訪更可靠，更接近事實本身，我在采訪中刻意注重對細節的追尋。結果事與願違，相互矛盾的敘述反而使我們手足無措，有時甚至是瞠目結舌，並不遙遠的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錯綜複雜。
顯然，事隔多年，人們已經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觀意願重新組合、編排、過濾了曆史。我們將永遠不知道哪一種敘述更接近事實本身。當然，這並不是說，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實，或者追求真實的努力永遠徒費無益。相反，假如真實是人類不可企及的神跡，那我們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無限近地趨近事實，並盡最大努力以此來反抗曆史敘述中的暴政和人類認知的有限。
我也可通過自己的口述曆史實踐質疑，甭說作家筆下的曆史絕不是信史，史學家的曆史就真的重建了曆史上的過去嗎？我當然知道，細節的真實決不是全部曆史；曆史的真實與真實的曆史並不是一回事；白紙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曆史往往在文字背後；“純客觀”的編年敘述並非就是接近曆史的真實，等等。
曆史既然是由人來寫的，人性的弱點當然就會不經意甚至是刻意地滲透進曆史，人寫的曆史也就由此帶上了人性的弱點。就是說，曆史的敘述者與曆史的記錄者之間，存在著曆史的“真空”。這是研究口述曆史要特別注意甄別的。
當然，即便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的受訪人的敘述都屬於口述曆史的範疇。口述曆史無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為其“活”，敘述者才越發強調它的真實。而這真實又“活”無對證，似乎就成了絕對曆史。如果這樣想，便上了曆史的當。
老舍是真實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實的事，這實人實事自然就構成了“老舍之死”這段曆史。但幾乎每一位口述者對幾十年前的這“實人實事”的敘述都不盡相同，實人倒是不假，“實事”卻反而變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許多今天的描述，當時的“實事”就當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不想製造“神話”，也不想把“老舍之死”僅僅塵封在曆史的博物館裏，作為陳列品供人們品賞，而要使其成為現在發展著的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不把“老舍之死”作為“過去時”標本的“曆史遺產”，而要作為“現在時”甚至“未來時”活生生的曆史生命。因為在我看來，“老舍之死”將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價值。因為恰如烏納穆諾所說：“人類思想的悲劇性曆史，根本就是理智與生命之間衝突的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性化，並且強迫生命屈從那不可避免的最後死亡；而生命卻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強迫理智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務。”7
現在研究曆史，細節的考證和精細的描述，較之以前人們注重的整體判斷和一般性綜括，已顯得更為重要，更為真實。人們正學會接受科學的“曆史的”詮釋，而不再僅僅認同意識形態武斷的“文化的”詮釋。人們開始更多關注曆史的具體性、複雜性、多麵性和處於不停頓的發展變化中的過程性。用費正清評價列文森的話說就是：“我們在描述某一事物時，是旨在揭示它真實的、活生生的曆史意義，還是僅僅賦予它（某種作為文獻檔案的）‘曆史的’意義。”8
§§第一章：曆史的謎團--口述曆史下的老舍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