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記憶”裏的老舍在美國
1946年1月，老舍與曹禺接受了美國國務院文化交流計劃的邀請，即將赴美的消息，公諸報端。隨後，媒體不斷透露，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張治中將軍與馮玉祥將軍、“文協”上海分會、大同出版公司、上海電影戲劇協會、美國駐華使館等，分別在重慶、上海兩地，相繼為老舍和曹禺的出訪舉辦了多次送別會或招待會。可見，當時國內文化界對他們二人赴美普遍感到興奮。“人們明白，老舍和曹禺將能充分代表中國現代正義和進步的文學事業，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豐厚藝術實績，並將中國人民在連年抗戰中煥發起來的新的精神狀態一並介紹出去，使西方社會得以較為真切和全麵地了解東方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趨勢。中國的文藝界同人，是把二位作家，當作自己派往西方的民間文化使者來看待的。”9
老舍感激大家的信任，一再表示一定不辱使命，要向美國人民宣講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況和民主要求、中國新文藝的成就，以及抗戰時期的“文協”。曹禺曾在“文協”的送別酒會上說，美國人見到老舍先生，就會明白中國作家的生活和環境。老舍當然也樂得借此機會放鬆一下長年遭受“疲勞轟炸”的身體。
1946年3月6日的重慶《新華日報》還專門發了消息《老舍、曹禺昨離滬赴美》：“[中央社上海5日電]美巨輪史葛將軍號，5日午離滬駛美，約本月下旬可抵美。該輪共運輸美軍1650人，美僑200餘人。作家老舍、曹禺亦乘該輪赴美講學。”1020日，抵達西雅圖。
美國方麵的接待是高規格的，在首都華盛頓，二人曾在招待國賓的“來世禮”賓館的乙賓館下榻。而此時，訪美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就住在甲賓館。
老舍、曹禺先後到了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科羅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等地，並順訪了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和魁北克。應華盛頓大學、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天主教大學、費城國際學生總會、西雅圖西北部作家協會等學府、社團的約請，二人分別做了數次講課或演講。老舍講的內容主要是《現代中國小說》、《中國抗戰文學》、《中國文學之曆史與現狀》等等。
來美國以前，老舍對美國的民主、自由頗多好感。初到美國，在芝加哥停留四天，他便“感到美國人非常熱情，和藹，活潑，可愛。”但在今天的許多美國人眼裏，中國人還是“千百年前唐宋時代的中國人，他們對於唐詩、宋詞都很欣賞。”老舍更明顯感到，中國的對外宣傳，“隻是著重於政治的介紹，而沒有一個文化的介紹，我覺得一部小說與一部劇本的介紹，其效果實不亞於一篇政治論文。”11他在考察了美國的文藝狀況以後，於1946年6月5日寫給吳祖光的信裏，談到中國的話劇時提到：“老實說，中國話劇，不論在劇本上還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自然我們還有許多缺陷，但是假若我們能有美國那樣的物質條件，與言論自由，我敢說：我們的話劇絕不弱於世界上任何人。”這一點，他在後來通過話劇《茶館》做到了。12
總體說來，也許正像能把曆史寫得如故事般生動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所指出的：“老舍旅美期間事事不如意。有些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剛到美國不久，想盡量與當地人搞好關係，結果在紐約的塔夫脫旅館裏被一個他信任的男子騙走了50美元。有些事情則很大，比如他的聲譽問題。1945年，紐約出版了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英譯本。該書被‘當月好書俱樂部’選為好書，並成為暢銷書。但當老舍仔細一看譯文時--他從未授權翻譯此書--他對譯本的成功發行大失所望：小說的整體結構被改得麵目全非，也許是為了滿足公眾求樂的願望，譯本中刪除了原書中所有的糾葛，不論是家庭的，還是社會的。……
在滯留美國的三年中，他越來越多地批評美國和國民黨。老舍生氣，根源可能在重慶，抗戰時期他居住在那裏，為國民黨寫宣傳文章，而他的妻子兒女住在北京。說來也怪，他的家人們現在居住在重慶（他們是在抗戰結束前才搬去的），而他卻到了紐約，他肯定很擔憂家人們所麵臨的困境，一方麵內戰又起，一方麵通貨膨脹驚人。老舍在《貓城記》裏曾明顯表露過的那種對中國文化的憂慮此刻再度出現，在談及五四時代的傑出知識分子已公開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時，他非常氣憤。與此同時，他對美國試圖幹預中國內戰的不滿，已超過對共產黨的批評。老舍對1947年魏德邁將軍訪問中國尤其不滿。1945年在重慶時，魏德邁曾積極支持蔣介石，時隔兩年他再度造訪，顯然是打算進一步擴大美國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幫助他們在滿洲和華北與共產黨作戰。”13
老舍在一些包括與友人聚會的場合，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在有一次會議上，有個美國人缺乏善意地問老舍：“你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平素一向以溫和、幽默待人的老舍，立刻態度嚴肅地鄭重回答：“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令對方十分尷尬。14
事實上，從老舍此時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時局的態度與看法，不難看出他身上具有一種相當濃鬱的自由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結。而耐人尋味的是，在1946年到1948年內戰局勢趨於明朗和最終塵埃落定之前，中國有許多作家、文人，尤其是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多有自由主義傾向。這種情結往往是超越階級和國界的，就內戰而言，他們不去管國共雙方哪邊代表著正義，隻“超階級”地一心反戰，認為一切戰爭都是“屠殺和平人民”。1946年1月，國內燃起了內戰烽煙，老舍寫文章，對“和我一樣的是老百姓的人說：（一）……八年的抗戰，使我們受了極大的損失。今天我們要休息，要和平。……自相殘殺，反之，是同歸於盡！（二）發動內戰的，不論說得怎樣有理，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和平是活路，內戰是死路，其他都是詭辯。關心民眾的，決不會教民眾再破產，再流血，再流離失所。這是真話，也是唯一的真話。（三）……武力可以征服別人，可也可以毀滅了自己。我們不能替任何人去打內戰，因為征服與毀滅都是我們先吃虧。我們不想占誰的便宜，也沒有替誰先毀滅自己的義務。（四）我們反對內戰，不去打內戰，別人就沒法支使我們。我們不受別人支使去打內戰，我們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甘心作炮灰的奴隸。……你們打，你們會毀滅了自己。”15
可見，老舍在赴美之初，曾因這方麵的言論，遭到過“進步作家們”的“冤屈”也是十分自然了。據葉聖陶1946年11月6日的日記載：“上午梅林來談老舍事。老舍到美而後，美國通訊社曾發簡短消息，謂老舍曾在某一會中發言，美國應保持原子彈秘密，以與蘇聯折衝雲雲。上海友人見此，頗不滿於老舍，沫若、雁冰、田漢皆嚐為文論及此事。其文傳至美國，老舍大恚。大約通訊社之消息係有意或無意之誤傳，而滬友不察，遽加指摘，且執筆者均為支持‘文協’之老友，尤傷其心。最近老舍致書與餘及振鐸、梅林，請辭‘文協’理事，並退還前年‘文協’支助之藥費，於發言事並未直接提明，唯言到美後未公開演說。此事欲求彌補，轉落痕跡，唯有俟老舍歸來時當麵一談。庶幾前嫌盡除耳。”16
後來經曹禺回憶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當時他和老舍應邀出席一個科學家討論原子能的會議，美國國務院還專門派人出席聽會。會上有人問老舍，應不應該將原子秘密向蘇聯公開？老舍反對擴散原子武器屠殺和平人民，便回答說，不應該將原子秘密告訴蘇聯。日後美國報紙在發會議消息時，“編造謠言，嚴重歪曲了老舍講話的原意，”宣稱老舍反蘇。看到報紙後，曹禺對老舍說：“你看把你的話歪曲到了什麼地步？”可國內並不了解真相，馬上有人寫文章批判老舍。17老舍本人似乎一直未對此作過辯解，因此，他當時對郭沫若、茅盾和田漢等人的此舉會有什麼想法，不得而知。隻能推測：如果老舍在從美國回國前有什麼猶豫的話，這或許也是一個理由？也許此時的老舍尚意識不到，他所欽佩的“絕頂聰明”18的郭沫若，已經是共產黨的文化權威，被他批判對於未來意味著什麼。當然，老舍畢竟不是沈從文。至少單從老舍與沈從文建國之初的境遇，看不出老舍受過郭沫若批判的什麼影響，相反，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樣，都是受到新政權尊重的作家和民主人士。而沈從文一下子從文藝隊伍裏銷聲匿跡，與郭沫若的批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但無論如何，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老舍，不可能不惦記家人，不牽掛故國。據曹禺後來回憶，在他和老舍形影不離生活的11個月裏，“一到禮拜六，我們買回一瓶酒，兩杯下肚，兩人就唱起京劇來。老舍先生擅長京劇的須生和老旦，一唱起來，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國了。平時外出都講英語，隻有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說起祖國的話來，暢談、交飲，真是盡興盡致，談到高興的時候，便常常痛罵美國社會生活中那些虛偽和殘酷的現狀。”19這不該是虛言。
盡管如此，當1947年1月，曹禺要先期回國時，老舍還是決定留下來，理由是他自己在美國還有許多未竟的事情要辦。與曹禺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難過，說他要一個人“苦寫”了。他一改平素的幽默作風，臉上無一絲表情。他沉默著默默地幫曹禺整理行裝，送他上車，一直向遠離而去的汽車搖著手。20
老舍1947年至1949年在美國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真的一直在“苦寫”。除了寫完《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還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鼓書藝人》。同時，他還努力把自己的幾部作品在美國翻譯出版，其中包括與美國友人艾達普魯伊特（IdaPruitt）女士，合譯《四世同堂》（TheYellowStorm），請旅美作家郭鏡秋女士，翻譯《離婚》（TheQuestforLoveofLaoLee）和《鼓書藝人》（TheDrumsSingers）。
老舍在美國的最大快樂可能是結識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國著名記者、作家斯諾、史沫特萊、賽珍珠和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他與斯諾交情很深，在他歸國以後，斯諾每逢來中國，都必去他在燈市口西街的丹柿小院做客。21以“大地的女兒”自喻的史沫特萊當時正在撰寫《朱德傳》。
事實上，從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紐約與到美訪問的老友馮玉祥將軍會麵不難看出，老舍對國內的政局是關注的。那天晚上，老舍買了水果到旅館去看馮玉祥，並領他到一家北方飯館共進晚餐。老舍提到美國最新出版了一本書《希特勒的下場》，描述當年希特勒敗局已定，身陷重圍時，還瘋子一樣把這個抓起來，把那個吊死或槍斃。而今天的蔣介石，把中國搞得跟當年的希特勒一樣。馮玉祥一聽，很感興趣，馬上請老舍給他弄一本。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才分手。22
由老舍自己的描述看，他在美國的確受夠了洋罪。洋飯吃不慣，每日三餐隻當作吃藥似的去吞咽。住處難找。“最壞的是心情。假如我是個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錢，我大可去天天吃點喝點好的，而後汽車兜風，舞場扭腚，樂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討厭廣播的嘈雜，大腿戲的惡劣，餘霓虹燈爵士樂的刺目灼耳。沒有享受，沒有朋友閑談，沒有茶喝。於是也就沒有詩興與文思。”“物價不得了！比起去年來，大概現在的一元隻當去年的半元了！什麼都漲價，天天漲；看得過去的皮鞋已經15元一雙了。在重慶時，我就穿不起皮鞋，難道在美國也得光腳麼？”23
即使在美國遭受著地道的洋罪，老舍也不肯回國，主要原因應是國內的局勢讓他無法下此決心。他或許在觀望，在等待。從他1948年寫給在台灣《國語日報》工作的何容的信，能看出他這種觀望與等待中的內心的矛盾與無奈。“所看到的東西毫無係統，隻感到疲乏而已。……寂寞，飯食不可口，還有多少多少小的別扭，結果是體重未增，頭昏如故。”“美國不高興留外國人在這裏（新頒法令，限製極嚴），我不肯去強求允許延期回國。但是回去吧，又怎樣呢？”“英國又約我回‘母校’教書，也不易決定去否。英國生活極苦，我怕身體吃不消。但社會秩序也許比國內好。一切都不易決定，茫茫然如喪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整個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許一咬牙上英國。國內雖亂，但在國外的總是想回去，好像國亂也好似的，必須‘咬牙’也。”24
由此看來，老舍回國的最低要求至少是兩條。第一，國家不能有內亂。第二，生活得讓身體“吃得消”。可見，老舍的心態是極其現實與成熟的。與其回到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故國，還不如先留在美國把自己想做並能把握的事情做完。換言之，對國內局勢他心裏沒數。如果共產黨在國共對決中不能勝出，索性“咬牙”去英國“母校”教書也說不定。
據王昆侖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侖》一文中追憶，為避開國民黨頑固派的迫害，王昆侖托辭赴美“考察”中等教育，於1948年初攜女赴美，住在紐約。初秋，得中共指示，取道歐洲回東北解放區，參加籌備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離美前，去看望老舍。希望如有可能，約老舍與他一同回國。“他說老舍先生的講學工作尚未結束，而且正忙著在美國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國，到解放區去，隻要手頭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25
不過，老舍在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即後麵提到的喬誌高）的信中，就已說明“定於三月中回國”，隻是“是否能按時回去，當不可知。”26整整一個月之後的3月4日，老舍還是在寫給高克毅的信裏，表明“我又申請延展留美六個月，尚無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許，即將回國了。”27到了1949年2月9日，老舍在發自紐約的一封書簡中，仍在透露“還未回國的原因。”他這樣寫到：“《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譯。這就是為什麼還未回國的原因。此書甚長，而譯手又不十分不高明，故頗需時日，始能完成。我想：出來一趟，若能有幾本書譯出，總算不虛此行；並不是因為美國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對我，並不舒服！……若不等《四世（同堂）》譯完，我早就回國了。”28看來，一方麵，是美國作家賽珍珠幫助老舍延長了簽證，以使他能把翻譯《離婚》和《四世同堂》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即因為工作離不開；另一方麵，老舍“現在回國也很不安全，因為他是個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後不是被殺，至少也得被捕進監獄。”29隻能繼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