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局勢的日趨明朗，老舍回國的意象也越來越明顯和確定。“到1949年，老舍對美國的種種事情越來越惱火，從艾倫拉德和貝蒂菲爾德擔任主角的影片的劇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樂，他都感到厭煩。然而老舍最終做出回國的決定卻並非易事，他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這一決定的，當時共產黨的勝利已經無可爭議了。”30這是老舍做出回國決定的兩個直接原因，而後者才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據老舍的日本友人石垣綾子回憶，當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上海的消息傳到美國以後，老舍異常興奮，打電話邀請他們到他所住的向友人借來的公寓，他要親手燒菜招待大家。他們進門時，“便聽到廚房裏傳來一陣陣剁菜的聲音。老舍正係著圍裙式的東西下廚做菜。他從唐人街買來了些鴨、叉燒、中國蔬菜、豆腐等，做了許多美味佳肴。”“更令我們驚奇的是這一天老舍實在精神特別的好。初次見麵時那種鬱鬱悶悶的神情煙消雲散。他隻穿了一件襯衫，兩腮紅鼓鼓的，聲音也帶著點勁兒。”“他用激動的聲音說：‘中國不久將新獲生了。’‘上海這個城市過去是一個集犯罪、間諜、通貨膨脹等毒瘤於一身的地方。如今上海解放了，病巢正被一掃而空。就由此可知，共產黨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國。’”“可是與此相反，在美國由於麥克阿瑟政策的緣故，政府對思想上的壓製迫害卻愈加激烈。對此老舍用詼諧的語調批判說道：‘杜魯門總統偷學了蔣介石政策可惡的做法。’”“老舍對我們說，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是多麼深，多麼久。他很感慨地接著說：‘然而不管遭遇到什麼苦難，我仍是中國的作家，光在美國寫不出什麼東西的。不和中國民眾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華語鄉音，那麼我寫不出真正的文學作品。’”“我們將回去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說：‘中國已經有希望了。我要盡快回中國去。’原來這是一次臨別的聚會。”31
另外，從時間上推算，老舍這時心情如此激動，很可能是已經接到了周恩來向他發出的邀請。據老舍夫人胡絜青回憶：“1949年6月開第一次文代會時，總理麵對解放區和國統區兩股文藝大軍在北平會合的大好形勢，提出‘現在就差老舍了，請他快回來吧。’根據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陽翰笙、曹禺、田漢、馮雪峰等30多人簽名寫了一封邀請信，經過秘密渠道傳遞到了遠在紐約的舍予手中。他終於在當年11月底回到了祖國，掀開了他新生活的一頁。那封熱情的邀請信他隨身帶回了國，後來夾在《魯迅全集》裏，時他特意保存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文革’時抄家不知所終。”32
但據曹禺在幾乎是30年後的1978年寫文回憶，“1949年，北平解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那時老舍在美國講學。周總理對我說：你寫封信請老舍回來吧，新中國有許多新事可以寫。我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寫了信，老舍立即整裝返回祖國。”33
如此說來，老舍至少接到過兩封邀請信。照理，老舍此時回國應該是興高采烈、水到渠成和順理成章的。這也正如費正清1986年對前來拜訪的王蒙提到老舍時所說：“他要回到新中國，我勸他再等一等，看一看。他說：‘不能等了，我必須立即回去！’”34
另外，從老舍旅美期間創作的描寫江湖苦命藝人悲劇命運的《鼓書藝人》，不難發現“老舍創作的重大發展。”正如樊駿深刻分析的：“雖然《鼓書藝人》所寫的，仍然是舊中國藝人的悲劇性生活和命運，到全書結束時，追求沒有實現，抗爭受到挫折，他們都繼續在受苦受難；但因為寫出了他們的覺醒和執著地尋找新的生活，從而給讀者帶來力量和信心。”“老舍以新的現實主義真實地寫出了時代的風雲、人民群眾的苦難和抗爭、革命的深入人心。”35這在老舍以前的創作中是從未有過的，換言之，《鼓書藝人》體現了抗戰爆發以後的老舍在政治社會思想上的明顯變化。“這部小說以其藝術形象的全部內涵，表達了作家對於正在到來的新時代的熱烈向往，對於指引人們走向新生活的革命的由衷擁護。”而這同老舍表示要急於回國，並能在解放後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做輝煌貢獻，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寫於革命取得政權以前，而且寫於不受共產主義任何‘束縛’的‘自由世界’美國的《鼓書藝人》中，老舍已經由衷地謳歌革命這一事實，同樣早就預告了一旦置身於解放了的新中國，老舍將以更為充沛的熱情歌頌革命和新生活，那些作品都是他的思想他的創作內在發展的必然產物。”36後來的事實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史景遷的“曆史故事”中，描述的卻是另一番情形：“對於一個曾著書辛辣嘲諷‘大家夫司基主義’，並明確認為激進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來說，決定回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景遷還引證了一則旁人的口述細節來說明，老舍對回國是有深沉思考的。“臨行前幾天，一位住在舊金山的好友趕來看他。他們一起坐在金門公園裏的一個草坡上，老舍一聲不響地思索者。輕風徐徐吹過，從遠處動物園方向傳來一陣銅管樂聲，驚醒了他的沉思。他對這位友人說，他回國以後將恪守‘三不原則’--不談政治、不參加會議、不講演。”37
史景遷在這裏引述的“三不原則”來自喬誌高寫的《老舍在美國》。喬誌高說，在老舍從舊金山乘船回國前的一個星期左右，他“幾乎每天陪著他，吃館子、看電影，開車四處觀光。……老舍一開始就對我說，他的太太和子女已從重慶回到北京，他回國的主要原因是與家人團聚。其次他又鄭重地聲明：他回國後要實行‘三不主義’，就是一、不談政治，二、不開會，三、不演講。”38
遺憾的是，喬誌高的“記憶”是“孤證”，老舍在回國以後寫的散文《從三藩市到天津》或其他別的什麼文章裏，對於離開美國前是否天天跟他在一起，隻字未提。我當然無意，也無法對喬誌高在寫這篇回憶文章時的“記憶”與心態提出質疑，更何況據說趙浩生也在老舍上船前聽過老舍的“三不”說。我隻是在此提出一個同樣來自“記憶”的事實：“老舍1949年底回到北京之後，家屬還住在重慶，那裏暫時還沒有解放。老舍一個人住在北京飯店裏。”39這至少說明，喬誌高的時間“記憶”是錯誤的--老舍“的太太和子女”此時並未“從重慶回到北京。”
寫回憶性的文章同“口述”發生在過去的已成為曆史的事，靠的都是“記憶”。而當“記憶”像口述史料一樣，在沒有旁證時，似乎就有可能成為惟一的“真實”，哪怕它也許是根據敘述者自身的需要和想象杜撰出來的。在這裏，喬誌高的“記憶”與老舍夫人的“記憶”或事實撞車了，而我在采訪“老舍之死”進行口述曆史田野作業時，這種“記憶”碰撞的車禍更是頻頻發生。關於老舍回國前約法三章的這“三不原則”，也許正是由於口口相傳的“記憶”，才使坊間又有了另一個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來的“解構”版本，即說老舍回國前與周恩來有“約法三章”，（一）不公開罵美國，（二）不在共產黨裏做官，（三）不公開誇獎共產黨好。40此說或許是想說明，老舍最後之所以會自殺，與他回國後違背了自己的“三不原則”密切相關，這樣“老舍之死”似乎就具有更意味深長的悲劇色彩了。僅從老舍自殺的消息傳到海外以後他的親友幾個追憶的片段，就能看出意在把老舍的歸國與他的悲劇死亡串聯在一起的暗示，而這些並非“記憶”的描述，可能隻是主觀的揣測，不足為據。正像喬誌高，在1977年寫這篇《老舍在美國》時推測的，“在離美的前夕常常情緒不寧，內心似乎有很大矛盾，而表現出來的卻是對美國--美國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來愈討厭、鄙夷，甚至憎惡。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堅強他們回大陸的決心吧。顯然老舍此時的心境已到了這個程度。”41更有人認為，老舍的歸國是受了共產黨的“誘騙”，由於“輕信”和“衝動”，“走錯了一步路，”“一失足成千古恨。”42
事實上，單從以上石垣綾子的回憶性敘述和史景遷的引述喬氏說法，不難看出，兩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可以說是對立的。換言之，石垣綾子“記憶”裏的老舍與喬誌高“記憶”裏的老舍判若兩人。否則就有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老舍的政治城府太深了，他一方麵感到新中國是有希望的，對共產黨的事業充滿了憧憬。另一方麵，為避免言多語失，“禍由口出”，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立誓要三緘其口；第二種可能性是，老舍的思維是天真的。他不可能對新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做出預期的成熟判斷。無論如何，即便真的有此“三不原則”，也恰如史景遷所說：“在當時那種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想奉行這一信條，絕非易事。”非但不易，“1950年2月，老舍與丁玲一樣，也成為全國文聯常委會成員，並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分析說，美國已‘墮落為法西斯主義’，海內外的中國人必須在‘兩大陣營’中選擇其中的一個。”43
其實，老舍在回國以後的1950年1月，就在散文《美國人的苦悶》追述了自己當初在美國對於美國的失望：“思想不能自由，在這反共思潮之下，乃理之當然。共產黨員因思想問題而變成罪犯，思想前進的教授與公務員因思想問題而被撤職，美國立國的精神至此而喪失殆盡。……為了防共反共，三年來美國人把原有的很小的一點自由也快丟光了。”44
1949年10月13日，為美國人感到“苦悶”的老舍，在舊金山乘喬誌高“記憶”所說的“威爾遜總統號”輪船離開美國，踏上歸國的航程。
“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
回到闊別14年，已經是新中國首都的故鄉北京，老舍像幾乎所有進步、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他在到達北京的第二天，就由陽翰笙陪同，會見了周恩來。“老朋友相見，暢談了很久。這件事，對老舍後來的生活是很重要的。”45老舍對新政權一點陌生感都沒有，好像一下子就那麼自然地融入其中了。也許正像茅盾1978年在老舍骨灰安放儀式上致悼詞所說：“1949年應召回國後，老舍先生熱情地投入新中國的各項工作。”46他在散文《由三藩市到天津》中明確表示：“從三藩市到天津，即是從法西斯主義到新民主主義，中間夾著這兩者所激起的潮浪與衝突。我高興回到祖國來，祖國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是嶄新的，必能領導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與幸福的路途上去的偉大力量！”47
作為一個“寫家”，他要以寫作上的脫胎換骨，來表達對新社會的熱愛，甚至是報答新社會對他的接納。此時，他的家人還遠在重慶，他一人住在北京飯店一間不太大的單間。他把梳妝台當成臨時寫字台，“就對著那麵梳妝台的大鏡子，趴在過矮的台麵上寫起鼓詞和相聲來了。”481950年元旦，是老舍在新中國過的第一個元旦。他提筆下了太平歌詞《過新年》：“大年初一頭一天，家家戶戶過新年。”“勝利的新年這是頭一次，/工農翻身福在眼前。/從此後，大家生產，大家吃飽飯，/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間。”49
老舍實在是個勤苦的“寫家”，據老舍日記載，在回到北京最初的短短兩個月時間裏，“共寫：太平歌詞80行，各報；《別迷信》130行，《人民日報》；《勸北京人》（作廢），140行；《生產就業》203行，《說說唱唱》；小文，《文彙》；《美國人的苦悶》，《文藝報》；《從三番到天津》，《人民文學》；《怎樣改相聲》，《新建設》；《寫鼓詞的經驗》，《人民日報》；《評三打祝家莊》，《戲劇月刊》；相聲《逛隆福寺》，《新戲曲》；相聲《菜單子》，《說說唱唱》；相聲《文章會》。”50
1950年6月，老舍以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會員的身份列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並發言，開場便真誠表達了自己難以抑製的激動心情：“我回到祖國不過才有半年。這次能夠列席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聽到各項重要的報告，見到我們偉大的領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為榮幸。”51正像老舍發言中所說，他在回國半年多的時間裏，一麵繼續學習文藝創作，一麵參加北京的各種文藝活動，很快並十分明確地理會到：“當今的文藝活動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演為準則的。那就是說，文藝須為工農兵去服務。”52而且，這個原則無疑是文藝界團結的動力。
這個月，他為開明書店即將出版的《老舍選集》寫了篇《自序》，開始對以前的寫作提出自我批評，並做了“簡單的自我檢討”。他說自己隻是善於說故事，並非第一流的小說家。而且，創作中表現出來的溫情主義多於積極的鬥爭，正義感被幽默衝淡了。他認為最糟的是，小說《貓城記》“不僅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者，也諷刺了前進的人物，說他們隻講空話而不辦真事。”隻所以會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是由於自己未親身參加革命的緣故。他很後悔“曾寫過那樣的諷刺，並決定不再重印那本書。”他還把這篇序文的產生，歸功於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毛主席對文藝工作明確的指示。否則，他“根本就不會懂什麼叫自我檢討，與檢討什麼。”53
像絕大多數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在還沒解放時就開始批判自己的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想傾向一樣，老舍的自我改造也是自覺自願的。從老舍寫於1952年的《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得知，他剛一回到北京，最先看的一部書是《毛澤東選集》，讀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讀了“這篇偉大的文章”，老舍狂喜不已。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他認識到自己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混得久了，思想、生活和作品，都已經慢慢地癱瘓了。以前，在文藝與鬥爭當中，他能把文藝與政治截然分開，以為政治是不同於文藝的“另一回事”。而“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老舍決定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首先，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他願把解放前寫的東西隻當作是“語文練習”，希望今後所寫的東西，“能成為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的習作。”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甩掉阻礙前進步伐的“老作家”這個包袱，“才能虛心地接受批評，才能得到文藝的新生命。”54其實這也是當時大多數自認小資產階級自由文人和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自覺接受思想改造的共同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