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實，不難看出，李文也同樣是在自認合理的論據上進行自認合理的“猜測”，並由此得出自認合理的結論，即悲壯的“史詩”。暫且不論“八二三事件”的錯綜複雜，也不對老舍自殺前可能有的心態進行任何主觀的分析，僅就“四人幫”這一政治現象來說，眾所周知，它的出現是在老舍自殺以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話語，無疑是想讓老舍之死的“史詩”與當時的現實政治掛鉤。而所有這些這林林總總，在某種程度上，是否都和口述曆史有些關聯呢？帶著這樣的學術推想，我開始關注口述史理論。套用《口頭詩學：帕裏-洛德理論》譯者導言的話就是，“帕裏-洛德理論”既是對年深月久的“荷馬問題”做出的當代的回答，也為我提供了解決“現實的”學術問題的一把鑰匙。303
約翰托蘭“捕影”“曆史”的啟示
中國現代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的相對滯後，使我很自然地向西方史學界尋覓，以求開拓自己的學術視野。我常常從中驚訝地發現，原來他們對曆史有這樣的認識，曆史也可以有這樣的寫法，心中的敬佩與崇敬難以言表。我甚至常常禁不住對他們許多思想深刻的睿智妙語，擊案叫絕。他們全都是我的精神導師。這是讀國內學人的史學著作所不易發生的。
在活躍於20世紀的西方史學家中，美國的約翰托蘭是我接觸較晚，卻深感觸動的一位，這主要來自於他書寫曆史的原則。正如評論家們對他的作品所作的評估：“在他的每一本書中，托蘭都要采訪那個曆史事件的實際參與者，有時是采訪好幾百個。以便從這些最了解這件事的這些人處得到這件事的各個方麵。他盡可能地對這些被采訪者持一種客觀態度。‘我相信這是我的責任，’他說，‘把一切都告訴你，讓你自己得出結論。我把自己的意見控製在最小限度。’”304
當我1993年開始采訪“八二三事件”的曆史見證人時，尚沒有讀過約翰托蘭的任何一部戰爭史。好在這種不幸在2000年讀到他的自傳《曆史捕影》時，變成了一種意外之喜，原來我的口述史“田野作業”，與他竟有許多天然相通的地方。後來我發現，當我每每從實踐中得出自以為深刻的曆史見識，隻要回眸前輩學人的學術思想，並無什麼新鮮可言，隻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這曾一度令我再不敢輕易表露出絲毫的學術驚喜。不過，我覺得這總比沒有實踐就盲目、懵懂地先被某個理論灌暈了而難以自拔要強得多。
約翰托蘭在42歲以前，除了自己，這個世界都把他視為一個失敗者。而當他寫出了描寫一戰、二戰和朝鮮戰爭的《突出部戰役》、《阿道夫希特勒》、《無人之地》、《醜聞》、《戰爭之神》和《占領》等一係列戰史，功成名就之後，到84歲寫《曆史捕影》這部自傳時，反思自己“之所以成為一個曆史學家，不是偶然，也不是有意設計，而是因為命運。”他在24歲以前，曾真心誠意地想做一個劇作家，幹過許多不體麵的工作。30多歲了，還爬過貨車，完全是一個流浪漢。他發現自己擅於掙錢，卻從來沒成為一個商人。錢對他來說，總是一種手段，可以幫助他完成學業，使他有時間寫劇本，能夠撫養家庭，但掙錢永遠不是目的。
那他何以會成為一個曆史學家呢？“我總是一個傾聽者，喜愛傾聽那些如此生活一生的人，聽他們述說這種生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我的命運。我會見訪談了數以千記的人們，他們告訴我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多少感覺到我想傾聽，而是真心誠意地喜歡會見他們。我所會見的這些人中有許多幹過駭人聽聞的事，但這對我來說是另一個問題。我沒有被派去審判他們，而隻是去傾聽他們就自己在20世紀這部混亂的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305
像他在成名作《突出部戰役》的寫作中，幾乎采訪了將近400個那場戰鬥的幸存者，其中包括在那場戰鬥中被俘的75名平民。為了搜集材料，他在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盧森堡和德國旅行了十萬英裏以上，到過美國國會的議員聽政室，到過在波恩的聯邦德國議會大廈，到過原納粹德國在達豪集中營的毒氣室，到過西點軍校、五角大樓、比利時的石材礦、西班牙的浴場，還有齊格菲防線及許多舊日的戰場。
他從他的第一位指導老師、出色的劇作家泡特愛默遜布朗那裏學到了：“我凝視著我的人物，讓他們做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說他們不得不說的話。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的人物是真的人，而非我想象出來的產物。我隻是一個觀察者，觀察雙方，但並不加入某一方。‘這真是容易，我隻是記錄而已。’事實上，一切當然要複雜得多。我必須不斷地對我的材料進行分類、安排，決定使用哪些省略哪些。我還要盡量把事實與想象區分開來，在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與一個敘述者他說--或一份官方報告或政府聲明說--發生過的事情之間進行辨別。我盡量避免的就是摻入個人的評判或是解說，那就是意味著不是作道德方麵的評價，就是要找出某種事件之外或事件之後的‘意義’的企圖。我還學到了另外有益的一課：永遠不要去寫那種‘半真相’，所謂‘半真相’自然也就是‘半謊言’。”306
托蘭記得自己八歲時，布朗就把他帶到他公寓的工作室，看過一個微型劇院的模型。布朗轉動著舞台上可移動的人物，對托蘭說：“我俯瞰戲中的這些人物，我讓他們做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我從希臘人那裏學會了這一手，我是情節這部機器的神靈。但是，人物卻是獨立於我的，我坐在那裏，讓他們說他們一吐為快的話。”正是布朗教會了他如何“消隱自我，在均衡中去掉自己的意見和評判。”到後來寫戰史時，他即恪守和運用這一原則，他“學會了自己必須出去，去會見那些在曆史中扮演了或大或小角色的人們，而不僅僅隻是在檔案中閱讀他們。”307作為他的曆史的見證者們，從受訪之初就得到一種莊嚴而鄭重的承諾：他是“要說給所有人聽的，因此，對任何一個事件的相互衝突的說法將會保持原樣，讀者和曆史將會評判它們，而我不會。”308
我在采訪作家草明時，即對她作過幾乎同樣的承諾。因為在“老舍之死”這件事上，她一直被眾口一詞地認為，是最難脫幹係和最該負曆史責任的個人之一。“八二三”那天，正是由於她的揭發，無形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作用，使老舍受到紅衛兵慘烈的毒打。甚至有許多人索性以為，老舍最後投湖自殺，是草明的揭發直接導致的後果；她就是元凶之一。如此看來，作為當事人的草明，當時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自己對事件的敘述及後來的態度怎樣，就顯得尤為重要，意義和價值非比尋常。
我一直認為，像“老舍之死”這樣特殊的曆史事件，是不好把所謂的曆史責任算到某一個個人頭上的。我想，她無論承認與否，這件事肯定已經成為她心中永遠的痛，難以彌合。所以，當我第一次打電話約訪時，她幹脆婉言謝絕了。她覺得我可能是受了老舍家人的指使，說不定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我屢次三番地試圖說服她，並做出了托蘭式的承諾：“你有權利和責任把當時的曆史說出來，為曆史作證，而且，這是說給所有人聽的。”我還再三保證，我的采訪與老舍家人沒有半點關聯，純屬我個人行為。不知是為我的真情與承諾所動，還是她確實要向“所有人”有個交代，她終於說出了“所有人”都指斥她說過的那句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國的話。
約翰托蘭的戰史寫作，被譽為寫的不是將軍或政治家們的戰爭，而是士兵和平民們的戰爭。因而，他也就更加關注重大事件中的人和細節，關注在重大事件中可能會被意識形態因素忽略或遮蔽的多麵性。309他這種“非意識形態的曆史觀”令我十分心儀。他自剖說：我之所以要全力描寫戰爭，是不是因為自己沒有親身經曆過這些戰爭？之所以被戰爭主題吸引，是不是因為自己有一種秘密的羞愧感--自己沒有上過前線？但他最終相信，他寫戰爭是因為憎恨戰爭。“盡管我壓根對政治沒興趣，我卻因此而永遠愛上了和平。”所以，他在自己的書中，“把戰爭寫成了敵人，而不是它的參加者。也許這也是為什麼我能夠貼近一個德國人或一個日本人，就像貼近一個美國人或我們的一個盟友一樣。我表現了戰爭雙方的英雄主義和膽小行為，我想表現的是戰爭的瘋狂愚昧。”310
像托蘭一樣，在我的人生設計中，從來沒有曆史學家這一項，當然現在也還遠算不上。但少時自卑的性情，常使我隻能處在一個“傾聽者”的位置，懷著一種好奇甚至獵奇的心理，去留意一個個對曆史根本就無足輕重，而對普通人卻舉足輕重的生活故事，特別是對那些生活故事中的細節充滿了興趣，總想有所發覺和探索。但與托蘭不同的是，我所接受的正統教育，又總使我急於要從人們的敘述中得出某種結論，甚至加入自己的道德評判。甚至在“老舍之死”采訪之初，也經受過像托蘭一樣的批評，被說成是“缺乏批判性”和“容易上當”。直到在十餘年的時間裏，麵對數十名“八二三事件”的曆史見證人，親身感受他們對同一“事件”竟會有如此“衝突”的敘述時，才意識到作為人們敘述的“曆史”的脆弱，並不得不首先遵從“史德”，“原樣保持”對這一事件“相互衝突的說法。”後來又逐漸從理論上認識到，原來這樣的“曆史”至少就是曆史的“一副”樣子，而且，這樣的口述史實踐，恰可以成為口述史的一個理論依據。同時，我也越來越堅信托蘭所說，並像他所做的那樣：“讀者和曆史將會評判”我的口述實錄，“而我不會。”因此，本論文也意在表明，“我既不過於天真，但同時也不有意地去服從任何主題。”311
我想，我與托蘭根本相通的一點，也是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正像他寫戰史是為了表現戰爭的“瘋狂愚昧”，我的“老舍之死”采訪及對“八二三事件”的曆史書寫，同樣是要表現那場史無前例的人性的戰爭的“瘋狂愚昧”，哪怕所表現的僅僅是人性世界的一個側麵。
托蘭雖然最終沒能圓自己一個戲劇家的夢，但他當年刻苦訓練的戲劇根底，在他描述20世紀那些最混亂的事件時，起到了真正的作用，使他的“曆史”寫作因有著一種敘述性的結構和戲劇性事件而異彩紛呈。312而“老舍之死”不同曆史見證人的不同敘述，自身就使事件充滿了戲劇性，但遺憾的是，我沒有托蘭那樣深厚的戲劇根底。不過，那充滿戲劇性的事件本身，對於讀者和感興趣的學者以及曆史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的書寫也許隻是畫蛇添足而已。從這個角度說，我更願意僅僅作一個曆史的記錄者。而且，我越來越深地領悟到，“每一個單獨的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的時空坐標所限定。……曆史就是一個不斷出現新奇事物的過程。曆史中任何時間所發生的任何事件，過去都從未發生過或者將來不會再次發生；它是獨一無二的、絕無僅有的。當然它可以和別的事件相似，但這不是它的本質特征，它的本質特征是它的獨特性和新奇性。時間和曆史就是這樣永遠地向處女地進軍，就是不斷地揭示和發現新奇事物。”313
這樣，“老舍之死”也就像“曆史”一詞一樣，很自然地具有了兩種含義：發生在過去的人和事--曆史1，即真實的曆史客觀存在，那唯一的史實真相；對這事的研究和敘述--曆史2，即可能包括了記憶、想象、口傳等因素在內的文本敘事。314
口述史的發生
為能不帶任何先入之見地在我的“鏡麵或感光片上”反射出所有“八二三事件”“時間和空間裏種種事件的條理”。315我開始在學術上探尋口述史的理論源流，並試圖能夠做出一番梳理。
中國的口述史學傳統源遠流長，中文漢字的“古”，即是十口相傳之意，是說古時候的事都是經人們的記憶一代一代口口相傳，才得以保存下來的。比如像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誇父逐日以及燧人、有巢、神農、軒轅諸華夏民族老祖宗的事跡，再像西方《聖經》裏的故事，等等，都屬於“口頭詩學”範疇。但其中又有曆史的濃濃暗影，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說具有“荷馬史詩”的性質。也許，美國曆史學家貝克爾正是從這個角度指出：“作為社會記憶的人為伸張，曆史（我很願承認在理解人類的經驗上還有其他恰當的方法）是一種由來已久的藝術。……曆史乃是故事，並且就曆史的目的而言，也總是一種真實的故事；它運用所有文藝的技巧（說明和概括，敘述和描寫，比較、批評和類比）去揭示人類生活上連續不斷的種種事件，並從中推論出一種完美的意義。……在原始時代，傳說是由口頭傳遞的，彈唱詩人和講故事的人坦白地把事實加以文飾或信口添上些什麼，借以增強故事的戲劇性。跟著文字記載的采用，曆史與虛構的傳說逐漸區分開來，人們認為曆史是實在發生過的事件的故事。”316
不同的曆史學家對“曆史”的定義和觀念往往不同，我以為美國史學家貝克爾的說法既簡單明了又很實在。他說：“在所有過去的時間裏，確實發生過一些列的事件；不論我們是否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這些事件從某種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就構成了曆史。然而關於這些事件的絕大部分，我們是毫無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曾經發生過；有許多我們隻能知道得不完全；並且甚至我們認為我們已確實知道的少數事件，也永遠不能絕對予以肯定，因為我們永遠不能使它們複活，永遠不能直接對它們加以觀察或試驗。該事件本身一度曾經發生過，但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件，它已經消逝了。因此在處理它時，我們所能作為觀察或試驗的唯一客觀的真實乃是事件遺留下來的某種物質痕跡--通常是一種書寫的文件。我們必須滿足於這些已消逝事件的痕跡，這些文件，因為它們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從它們那裏我們推論出該事件過去是什麼；我們還肯定這是事實，肯定該事件過去是如此如此。”317口述史何嚐不是事件的“痕跡”？
由於是十口相傳，人多嘴雜，很自然會出現口傳的多樣化或豐富性。同時，又難以考據其內容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這使得後來的所謂正史學家們在沒有找到物質性證據之前，是決不相信口述傳說的。這當然是讓“曆史”與“口述曆史”（OralHistory）勢不兩立了起來。
其實，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不論司馬遷《史記》、左丘明《左傳》的紀傳、編年，還是古希臘、羅馬的古代史籍，在寫法上有一點是一致的，裏邊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記》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尤其是列傳七十篇，曆史被司馬遷寫得如此鮮活。例如《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王一段：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
荊柯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且知其事，為餘道之
如是。
可見，司馬遷為了讓後人相信荊軻刺秦的真實性，他說是親耳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此二人是和夏無且大夫出去玩時，又是聽這位秦始皇的私人醫生親口告訴他倆，荊軻刺秦時，他就在現場，而且還用“藥囊”打過荊軻。這段描述，是曆史還是文學？它或許已經典型地昭示出，曆史也許就是文與史的合二為一。
再如，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裏說：“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誌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塚，良然。”這裏保留了“淮陰人”的口述。又如《孟嚐君列傳》裏說：“太史公曰：吾嚐過薛，其俗閭裏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嚐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嚐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裏邊同樣記錄了“薛人”的口述。而像那篇膾炙人口的《鴻門宴》，較之曆史，則更是作為一篇文學經典被曆代傳誦。因為，除了《史記》，沒有其他的旁證可以考據出，“鴻門宴”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正如傅斯年所說，《史記》記事，之所以“入春秋而差豐，及戰國而較詳，至漢而成其燦然者。”是因為，漢以前多據口傳，而少旁涉。到寫漢事，則能“遊跡遍九域，古者未及詳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傳聞”。所以能“不虛美，不隱惡”，“子長最偉大處所在，所記亦漢事也。”同時，司馬遷“以調查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術。”318
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在談到希羅多德的著作時，認為他“有的段落很長，幾乎相當於莎劇中的一幕；它的敘述是戲劇性的，其目的是為了造成舞台效果。無疑，某些真實對話內容可以為曆史學家獲知。但是，那些發生在遙遠年代和國度的事件，如果真發生過的話，它們的細節也絕不可能為他所知，但他也把它們講得繪聲繪色。”319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希羅多德的寫法，何嚐不是司馬遷《史記》式的？在這一點上，也是中西同源，即“隻想敘述一定時期所發生的事的人是一個編年史作者，而不是一個曆史學家。曆史學家的目的是相當不同的。他不僅敘述，而且重建過去，在過去中激發起一種新生命。”320
我想，英國的另一位曆史學家卡萊爾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記述曆史的才能，可以說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它是我們的主要稟賦；在某種意義上，人人都是曆史學家。哪一種記憶不是寫滿了編年史，……大多數人的說話都是記述，而不是為了表達思想--它確乎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是為了表現他們的見聞經曆；這種經曆，如果他們健談，就會是一個沒有窮盡的話題。如果離開敘述，交談的溪流，即便在最聰明的人中間也會幹涸，變成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間就會完全枯竭。”321
口述史Vs。老舍差點獲諾獎？
上印卡萊爾的話一下子讓我想到另一個生動有趣的實例，即關於老舍是否曾經差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用他的話來說，這恰是一個人們“健談”了20多年，而且似乎“會是一個沒有窮盡的話題”。這個話題，無疑是經“口述”而來，並已由“敘述”寫入了“正史”。先看下麵這段文字：
“1966年8月24日這張日曆，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沉重的。隨著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來越被人們掂出來。不僅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之死在國內嚴密封鎖消息，甚至焚屍揚灰的情況下，卻引發了國際性的悼念熱潮；而且今天我們才知道：就在老舍憤而跳入北京德勝門西邊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國外在對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正準備授予他一項威望很高的國際性的文學獎，隻是在最後核實被授獎人是否健在時，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於是，這項文學獎授給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樣傑出的亞洲作家了。而這項國際性的文學獎的榮譽，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家們至今仍衷心向往的……”322
這是宋永毅在他1988年出版的《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一書，在《氣節和風骨：一種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節論及老舍之死時開篇的一段話，“曆史敘述”顯得確鑿無疑。裏邊提及的那項沒有點名的“國際性的文學獎”，不言自明指的是諾貝爾文學獎。類似的文字，遠不止這一篇。至少關紀新在他2003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評傳》裏，也做過一段十分明確的描述：